第六章规制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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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文关怀？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技术的加速迭代正在与社会治理的节奏形成某种张力。侵入式神经接口的相关产品，在缺乏充分长期临床数据、缺乏权威行业标准、缺乏有效监管框架的情况下，已悄然进入市场。相关企业虽然宣称“安全性可靠”，但其所依据的统计口径与独立调查数据之间存在显著差距。这提醒我们：在事关下一代身心健康的领域，技术应用的步伐必须等待伦理的检视、制度的跟进和社会的共识。
    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明代科举中曾出现“南北榜案”——当南方考生凭借文化资源优势占据全部进士名额时，明太祖朱元璋选择用制度手段矫正区域失衡，以维护全国士子对科举制度的信任。今天的“技术性失衡”与彼时的“区域失衡”虽成因不同，却提出了同样的制度伦理命题：选拔性考试的公平性，不在于它是否让最聪明的孩子获胜，而在于它是否让所有孩子都相信，这场竞争值得参与。
    教育部日前就相关问题展开专题研讨，提出了为义体化考生单独命题、采用赋分制录取等初步思路。这一思路的核心精神是：在技术普及与公平公正之间寻求平衡，既不“一刀切”禁止新技术，也不放任技术优势碾压教育公平。其目标是将技术冲击纳入制度化轨道，让新技术在受控环境中逐步成熟，而非在失控状态下野蛮生长。我们对此表示审慎支持，并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出台配套实施细则，加强技术审评和信息披露，让每一位家长在做出决策前都能获得充分、准确的风险告知。
    技术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工具。每一项技术都携带着自身的价值倾向。神经接口技术倾向的是“效率”，是“优化”，是“更快更强”。但我们这个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公平、尊严、关怀、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往往不在效率的计算公式里。我们有责任划出一道边界：哪些领域应当对技术敞开大门，哪些领域必须为人性留出不可让渡的空间。
    教育，无疑属于后者。
    人的一生不是一场需要在十八岁之前赢下的竞速赛。教育的终极目的，不是制造更多的高效能个体，而是培育完整的、有温度、有判断力、能在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意义的人。当一片芯片可以替孩子记住所有标准答案时，我们更应该教给他们的是：那些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该如何面对？那些不能量化的痛苦，该如何表达？那些不属于任何一个“模块”的爱、勇气与良知，该如何守护？
    这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这是每一个身处技术时代的家庭，都需要独自面对、又必须共同作答的时代之问。
    这篇社论被放在了头版，标题下方配了一张照片：一个手腕没有发光的女孩在图书馆里用手写笔记，窗外有树，阳光照在她的笔尖上。那个女孩不是周雨，但很像周雨——十五六岁的年纪，头发梳成马尾，坐姿端正，字迹漂亮清秀。她不是在反抗什么，她只是在用她自己的方式，准备一个还不知道何时、但一定会来的未来。
    与此同时，韩世清在他的书房里读到这篇社论，读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停了一下。他想起了今天会上赵维之摘下眼镜擦了很久的动作，也想起了李明兰端起来没喝的茶。他合上报纸，窗外北京夏夜深静，梧桐絮终于不再飘了。但纱窗上那些白绒还没有清理——也许明天，也许再过几天。他没有起身。他只是把报纸折好放在书桌上，旁边是他的手写笔记，翻开的那一页画着一条红线——一条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的线，像一道在考试结束后、所有人交卷之前才会被画上的赋分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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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规制的尺度

第六章规制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