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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抽烟的人不小心点燃的，都不能免除司机的责任，因为他可以预见一系列的这种“介入因素”存在和发生的可能性。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刘的行为和行人掉进井里的后果之间存在“可预见”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确定满足“可预见”原则，但是刘可预见的是行人被踢伤、卖货铺被掀翻的结果，这个和人掉进井里的伤害后果完全属于两种性质，刘仍然应该承担责任吗？
答案是肯定的。
从侵权法理论上，即使侵权后果的发生和侵权人所“预见”的发生方式不同，发生的侵权后果更为严重，发生的侵权后果和预见的侵权后果不属于同一个“种类”，侵权人仍然应当就该侵权后果承担责任。只要这种侵权后果“不是不可预见”的。
在刘把马拴在一个匪盗猖獗的小区的这一事实方面，在法律上就产生了刘和街道居民和商铺主之间的一种既定“关系”，而该关系中，就产生了法律上设定的“注意义务”。所以，这种注意义务也不是虚构的。这可以反向推导，如果刘把马拴在一个大概率不会被偷的小区，那么他就不会承担这种“注意义务”。
同时，就“可预见”的内容而言，发生马被偷而实施损害的可能性是“较高”的——较高的发生可能性以及造成损失的可能性。
至于，由于天雨路滑，导致行人没有井盖的掉进井里，属于另一种“介入因素”——自然因素——也无法中止刘的侵权行为与侵权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但是，如果这时候一个小孩——不论出于嫉妒或者嬉戏的原因——把一起玩耍的另一个小孩扔进没有了井盖的井里，那就是另一种性质的案件了。因为，这个小孩属于“第三人的犯罪行为”，刘的“预见”范围不能无限制扩张到第三人会实施犯罪行为这一种情境。这是“可预见”原则的例外之一。
严肃洋洋洒洒地把自己的意见写在诉状上，这就很不“典型”。一般的诉状不会在法理上阐释这么多，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篇幅。
严肃并不想把诉状变成一篇小作文。
他也没有改变这么大一个国家积重难返的司法弊端的野心。
我们都不能改变身边的张三李四王五麻子，何谈改变世界？
因为，人性的DNA的改变，牵扯的是更浩大更艰苦复杂的工程。
封建王朝的统治者，肯定无一例外地认为专制制度是最适合自己的，至于是不是适合全天下的黎民百姓，则毋庸考虑。
赵德顺见严肃分析得有理有据，愈加十分地钦佩他。
“严先生，我们没有见过像你这么有见识的人，你这些学识都是从哪里学到的？”
赵问道。
严肃回答：
“都是一些粗浅的道理。其实一切都是从良心出发，什么法律啊什么大道理啊，只要是从良心出发的，就准错不了。”
严肃说的是心里话。法律寻求的就是“正义”，当然有的时候也寻求“效率”和其他法律原则。
“我们老百姓就是希望像你这样的包青天多一些，日子才会更好过。”
严肃讪讪地回答道：
“包青天可不敢当。”
包青天可是有信仰的人。
人世间的正义观念还是稍显粗糙。对于有信仰的人，比如包青天，正义是头等大的事情。
这也可能解释为什么一些中国人自古以来实践的是“伪善”和“伪正义”。如果是无权者，就会在遭遇不公平的事情或者看到他人遭遇不公平的时候明哲保身、隐忍偷生；如果是掌权者，就会把权力肆无忌惮地最大化地发挥效益，践踏公平。而熟读四书五经遴选出来的仕者，全然缺乏公平概念的培训，有的只是效忠朝廷、恩威并施于百姓，让百姓不敢干出点什么出来的理念。
“什么时候严先生到官府任职，我们也更有盼头。”
严肃想要接过他的话，但是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才能让他不要抱太大的幻想。
“到官府做事需要有门子。我一个没权没势的人，有谁会看上我啊。”
他叹息到。
“官府也有是靠真本事吃饭的人。”
“没错，但是我总是给官府添麻烦。天天替别人伸冤，人家估计都烦死我了。”
严肃答道。又把话题扯回来：
“你的案子希望还是有的，你是在理的，关键就看官府认不认这个道理。”
他也不方便把他和龟县令之间的惺惺相惜的那种关系亮出来。这种事，他是要永远烂在心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