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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守玄听到此处，只觉一股寒意自脊椎升起，直冲天灵盖。这比喻何等直白，又何等诛心！它将“忠君爱国”那层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狠狠撕下，露出了其下冰冷残酷的利益逻辑与雇佣关系。然而，他无法反驳，因为那血淋淋的历史结局，那满朝文武的所作所为，无一不在印证这冷酷的法则。原来，道德的崩塌，其根基早在制度的演变中就已松动。
“然而，”木昌森的声音陡然转厉，如同冰层下的暗流，带着更刺骨的寒意，“如果说这‘天下为私’的结构之变，是埋下了人性堕落的土壤，让‘股东精神’消亡，‘打工心态’滋生。那么，明末那些自诩为天下精英、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士大夫们，其自身膨胀到极致的‘精致利己主义’与‘令人发指的短视愚蠢’，则是在这片盐碱地上，盛开的最为妖异、也最为致命的毒花。他们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也是蘸满了毒液的稻草。”
“崇祯末年，天灾人祸并至，流寇建虏交侵，国库耗竭，九边饥军，京师已成狂风中之危烛。崇祯皇帝，这位素来刚愎自负、多疑刻薄的君主，在帝国最后的时刻，终于抛下了那‘孤家寡人’的可怜尊严，不再是他那‘独资公司’说一不二的老板，而是像一个破产在即、走投无路的东家，对着他高薪聘请的‘掌柜’、‘账房’、‘护院’们，作揖打躬，痛哭流涕，近乎哀求，希望这些皇亲国戚、勋贵大臣、部院高官，能看在往日情分、看在自身长远利益的份上，拿出些私房钱，助饷救国，好歹把这‘买卖’撑下去。”
木昌森描绘着那幅极具讽刺与悲哀的画面，语气却平静得可怕：
“那是怎样一幅荒诞而心酸的景象？一国之君，不再是口含天宪，而是近乎卑微地，求着他的雇员们，掏钱出来，救一救这个大家（其实只是他朱家）马上就要关张的‘铺子’。煌煌庙堂，成了讨债与哭穷的市井。何其悲哀！何其荒谬！”
“结果呢？”他自问自答，每个字都像淬火的钉子，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满朝朱紫，竟相哭穷！人人诉苦！文官们说家无余财，早已清贫如水，堪比海瑞；武将们说倾尽家资以养军，实在囊空如洗；那些世受国恩、与国同休的皇亲国戚、世袭公侯，更是摆出一副‘生计艰难’、‘入不敷出’、‘尚需朝廷接济’的无赖嘴脸。上至国丈周奎，下至六部堂官，哪一个不是良田千顷，哪一家不是窖藏金银？可他们就是铁公鸡，一毛不拔！最终，在皇帝几乎要跪下的哀求中，这群帝国的顶级精英、既得利益者，像打发叫花子一样，抠【】抠搜搜，凑出了区区二十万两银子。这点钱，还不够支付京城守军一月的欠饷！而彼时，李自成的大军，已能望见北京城墙的轮廓。”
“他们是真的穷吗？”木昌森冷笑，那笑声在寂静的祠堂里回荡，格外刺耳，“不，他们富可敌国。李自成破城后，不再‘哀求’，而是‘拷掠’。刘宗敏的夹棍、烙铁，比皇帝的眼泪有用千万倍。往日那些道貌岸然、一毛不拔的老爷们，在皮开肉绽、筋断骨折的惨嚎中，纷纷吐出了真金白银。这一通酷刑，榨出了多少？整整超过七千万两白银！这还仅仅是北京一城，仅仅是这些权贵浮财的一部分，尚未计算田产、宅院、商铺等不动产。”
“哀求所得：二十万两。拷掠所得：七千万两。”木昌森将这组数字缓缓吐出，其间的反差，已无需任何修饰，便将那极致的虚伪、自私与愚蠢，暴露在历史的聚光灯下，刺眼得让人无法直视。他接着，用更沉缓的语调，剖析那个最具代表性、也最令人齿冷的例子：
“所有人中，谁最该、也最必须拼命保国？自然是与皇帝利益捆绑最深、一损俱损的皇亲国戚，尤其是当朝国丈，崇祯皇帝岳父，周皇后生父，太子慈烺的亲外祖父——嘉定伯周奎。”
“于情，他是皇帝至亲，皇后之父，未来天子的外公，血脉相连，荣辱与共，可谓休戚最相关者。”
“于理，他是外戚之首，天下表率，世受皇恩，理当毁家纾难，率先垂范，以安人心。”
“于利，大明江山稳固一日，他周家便是顶级外戚，富贵无极，权势熏天，子孙世代永享特权。大明若亡，他作为首要皇亲、帝国象征之一，必是流寇、清军首要清算对象，倾巢之下，绝无完卵！家财、性命、家族，顷刻间便是灭顶之灾！”
“无论从亲情、道义还是最冷酷的利益算计，周奎都应该是那个砸锅卖铁、散尽家财也要支持女婿、保住外孙江山的第一人。保住大明，就是保住他周家的一切。”
“可这位国丈大人的所作所为，堪称将‘愚蠢到极致的自私’演绎得淋漓尽致，足以成为千古笑柄，亦足为万世警钟。”
木昌森详细复述了那个著名的、令人心寒齿冷的细节，语气平淡，却比最激烈的控诉更有力量：
“深明大义又忧心如焚的周皇后，深知其父吝啬成性，又恐父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