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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乃至隋唐之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南华胄与皇权共舞……华夏之天下，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一家一姓能够独占的私产。那是一种基于复杂实力平衡与默契的‘共治格局’。”
“皇帝，是‘共主’，是名义上最大的‘董事长’，是天下秩序的象征与裁决者。而盘踞地方、拥有土地、人口、部曲、知识（家学传承）、声望，乃至私人武装的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功勋集团、将门世家，则是大小不等的‘股东’。他们与皇权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契约：皇权承认并保障他们的利益与地位，他们则向皇权效忠，提供治理所需的人才、物资与武力支持。天下，是皇帝与这些‘股东’们共同经营的‘产业’。一荣未必完全俱荣，但一损，则这些‘股东’的核心利益必将首当其冲。”
“在那个时代，一个人的身份、地位、前途与安全，深深植根于其郡望、宗族、门第、世代积累的乡里影响力与武装实力。王朝（国）的存续，意味着既有秩序、文化特权、经济利益的稳定与传承；王朝（国）的覆灭，尤其被异族倾覆，则意味着原有的游戏规则被彻底打破，熟悉的保护伞消失，家族可能面临清洗、掠夺、文化灭绝，数百年积累的财富、声望、知识传承，可能瞬间化为乌有。五胡乱华时，为何中原士族不惜举族南迁，历尽艰险也要保住衣冠？因为对他们而言，保晋室，便是保自身门第，保华夏文明，便是保自家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不是简单的忠君，这是最根本的生存自卫，是最朴素的利益计算。”
“因此，在那个‘股东合伙’的时代，面对真正意义上的外部入侵者（如匈奴、鲜卑、突厥），整个精英阶层有着共同御侮的强大内在动力。投靠外敌，意味着背叛自己的‘股东’身份，毁掉自己在‘公司’里的股份，去给一个陌生的、文化迥异的、可能视你为工具的强盗当奴仆，是风险极高、收益极不确定的愚蠢行为。所以，纵然内部争斗不休，面对真正的‘外人’来抢夺‘家业’，‘股东’们往往能暂时搁置争议，一致对外。这无关品德高下，实乃利害使然。”
木昌森话锋陡然下沉，如同从开阔的平原踏入幽深曲折的峡谷：
“可这一切，自宋代开始，发生了静默而彻底的根本性扭转。及至大明，太祖朱元璋以其草根皇帝特有的、对任何可能威胁皇权的力量都充满猜忌的、近乎偏执的掌控欲，将这种扭转推向了历史的极端。”
“从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崇文抑武’国策彻底瓦解将门世家，到以科举制近乎完全取代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打破门阀对上升通道的垄断，再到朱元璋废除丞相，屠戮功臣，将宗室当猪圈养，以严刑峻法和厂卫特务体系监控天下，迁徙富户，打击豪强……历代帝王，尤其是得国不正或出身草莽的强势之君，其终极目标空前清晰且一致：削平一切可能威胁皇权的‘山头’，将一切权力，尽可能收归皇帝一人之手。世家被打散，豪强被压制，武将地位一落千丈，文官成为皇权延伸的、可随意替换的治理工具。君臣之间那点微薄的‘共治’契约感、伙伴感，荡然无存。”
“天下格局，由此发生了质的剧变：从‘大东家（皇帝）带领一群有实力、有根基的小东家（世家、豪强、将门）合伙经营’，彻底、干净地演变为——一个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孤家寡人的‘唯一东家’（皇帝），雇佣一群无根无基、仰其鼻息、随时可替换的‘职业经理人’（文官）和‘安保队长’（武将），来打理他一个人的无限公司。”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句话在此时，才被赋予了最冷酷、最彻底的含义。江山是朱家一姓的私产，社稷是皇家的私业。兴，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福；亡，是朱家一人一姓之祸。与尔等‘打工的’何干？你们不过是领一份俸禄，干一份差事罢了。东家换了，只要新东家还用得着你这门手艺，你换个招牌，照样干活领钱。”
“久而久之，一种深入骨髓的潜意识和行为逻辑，在天下精英心中生根发芽：这江山社稷，是老板朱家的，不是我们这些伙计的。老板生意兴隆，我们或许能多分点赏钱，混个管事；老板家业败了，我们卷铺盖走人，换个东家便是。何必为了老板的家产，拼上自己的身家性命？”
“共治之天下，人人有股，外敌来抢，便是抢我们共同的产业，故能迸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血性与凝聚力。一姓之私天下，人人打工，东家有难，伙计们自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工钱、自己的退路，甚至琢磨着如何从将倾的大厦里，多捞些好处。这便是明末人心涣散、无人愿为这个王朝真心效死力的第一根源，也是最深层的制度性根源。非是人心一夜变坏，而是游戏规则早已变更，‘股东’变成了‘打工仔’，谁还会为老板的家族企业拼死拼活？”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晓卷第十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