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5章 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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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25章信什么(第1/2页)
    1982年4月,赵鑫回到香港。
    办公室里多了一摞新杂志,是周慧芳帮他订的。
    有美国的《电影评论》,有法国的《电影手册》,有日本的《电影旬报》。
    还有几本香港大学的电影研究期刊。
    他一本一本翻过去。
    《电影评论》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八十年代好莱坞的价值观转向”。
    文章说,七十年代的好莱坞是“反英雄”的时代,《教父》里的迈克尔、《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斯,都是挣扎的、迷茫的、不知道自己在信什么的人。
    但进入八十年代,风向变了。《夺宝奇兵》里的琼斯、《星球大战》里的卢克,都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信什么的人。
    观众不再想看迷茫,他们想要一种确定性的相信。
    《电影旬报》上有一篇讲日本电影的。
    文章说,日本电影在六十年代是“愤怒的时代”,大岛渚们愤怒地批判一切;
    七十年代是“虚无的时代”,观众什么都不信了;
    八十年代呢?
    还没有答案。
    他放下杂志,又拿起那本《电影手册》。
    里面有一篇访谈,受访者是特吕弗。
    记者问他:“您觉得电影最重要的是什么?”
    特吕弗说:“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赵鑫把这句话抄在笔记本上。
    让观众相信,他们在看的这两小时,是真的。
    下面又写了一句:
    信什么?
    1982年5月,凤凰木开花了。
    满树的红花,像一把巨大的伞,把食堂门口的石板遮得严严实实。
    威叔照例在树下摆那块石板。
    照例摆上那些东西,周伯的信、谭咏麟的船票、张国荣的笔记本、徐小凤的娘惹糕、邓丽君的开盘带、顾家辉的五线谱、黄沾的歌词、许鞍华的铅笔、周慧芳的报表、那瓣花的信封、陈伯的铁盒。
    还有三个橘子。
    谭咏麟又拿来一袋新橘子,比上个月那袋还大。
    “威叔,我下个月去美国。”他说,“《船票》要在纽约上映了。”
    张国荣也来了。
    他把笔记本翻开,放在石板上。
    第十二轨:铁盒。
    然后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照片,是槟城阿伯寄来的。
    照片上,一大家子人,围着一张小圆桌吃饭,桌子中间,摆着那个铁盒。
    徐小凤的食盒里,换了新的娘惹糕,还有一封邓丽君的信。
    她还在永春,又录了两位老人的歌,一个九十六,一个九十二。
    顾家辉和黄沾一起走过来。
    顾家辉手里拿着那张五线谱,折痕已经快磨破了。
    “第二十三版。”他说,“新加坡那边说,可以压碟了。”
    黄沾把那瓶茅台,往石板上一顿:“老顾,这瓶酒,等《故土之心》首映那天开。”
    许鞍华走过来,手里拿着那支红蓝铅笔。
    笔杆还是那支,笔尖又削过几次,短了一截。
    “分镜写完了。”她说,“第八十二场。最后一场,是那个老人在凤凰木下等人。”
    周慧芳最后一个走过来。她手里拿着一份新的报表。
    “1982年第一季度,鑫时代出品电影一部,《船票》,成本一千二百万,亚洲票房一千八百万。还在放,还没完。”
    她把报表,放在石板上。
    赵鑫站在人群后面,听她念完。
    他走过去,蹲下来,看着石板上那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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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多了几样。
    谭咏麟的新橘子。
    槟城阿伯的新照片。
    邓丽君的信。
    许鞍华写完的分镜本。
    十八样东西了。
    十八个人的记性。
    他对着食堂的方向,喊了一嗓子。
    “过年好!”
    没人回答他。
    但所有人都笑了。
    1982年6月,赵鑫去了趟美国。
    不是去纽约看《船票》首映,是去洛杉矶,参加一个电影论坛。
    论坛的名字很长:“全球化时代的电影与价值观”。
    主办方是南加州大学,请了十几个国家的导演、制片人、学者,每人讲二十分钟。
    赵鑫是最后一个讲的。
    他上台前,把笔记本翻开,看了最后一眼。那页纸上只写着三行字:
    观众是一个公约数。
    他们信什么?
    你让他们信什么?
    他合上笔记本,走到讲台前。
    “我叫赵鑫,从香港来。”
    他停顿了一下。
    “我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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