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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玻璃上有炭笔画的格子，歪歪扭扭，像小孩画的窗户。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
沈静仪，1981年6月，香港调景岭公屋。
丈夫1950年留沪，女儿1967年抵港。铜镜是母亲遗物。
谢晋把照片，摊在台灯下，看了很久。
他想起自己书房的窗台。
那盆茉莉是母亲1960年种的，她走那年开了三朵花。
后来二十年，每年浇水，再没开过。
他想起母亲教他煮粥那天。
她的手搭在他手背上，很轻。
她说你一个人在外面，要学会照顾自己。
饿不着，妈才放心。
他想起自己这辈子，拍过那么多电影。
那么多人在银幕上哭哭笑笑，散场灯一亮，都回家了。
只有他自己，散场后还在剪辑房里。
对着几十万尺胶片，一帧一帧找那个对的镜头。
他在找什么呢？
也许是在找那声应答。
十二月初，上海下了一场雪。
谢晋没出门，在书房里写第四课。
等他写完最后一个字。
抬起头时，窗外的雪，不知什么时候已停了。
十二月二十三日，剧本完稿。
谢晋把四课的稿纸，摞在一起，边缘对齐。
封面还空着，没写片名。
他拿起笔，悬在纸面上方三寸，悬了很久。
笔落下去的时候，写的不是片名。
他写了一行字：
此片拍成后，恐难通过审查。
写完他就后悔了。
这不是一个导演该写在剧本封面上的话。
他把那行字划掉，划了三道杠，墨水洇开，像三条细小的裂缝。
然后他写下片名：
《家的生物学》
他盯着那五个字。
这是他四个月的心血。
四种动物，四户人家，四次应答。
他把自己这辈子关于母亲、关于妻子、关于儿女。
关于那些散落在海峡两岸、大洋彼岸的中国人。
关于一亿六千万年来，所有哺乳动物，共同拥有的那声呼唤。
全都写进去了。
可他不知道怎么把它变成电影。
上海电影制片厂不会投。
成荫说他心太大，这是委婉的说法。
直说的话，这题材不合主旋律。
不讲革命，不讲建设，不讲任何昂扬向上、催人奋进的东西。
只讲哺乳，只讲应答，只讲母亲和幼崽之间那些沉默的、本能的、与生俱来的事。
这种东西，怎么拿去报备？
他把剧本放在书桌上，压在三份被毙掉的剧本下面。
也许就这样放着吧。
放着，也算是存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