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三章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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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术法威力锐减的根本缘由，当然，苗疆圣女除外，她们的修炼法门另有说法。
    接着是两大巫法的戒律、善恶认知与代价。
    二者都相信，妄用术法害人必有反噬，不可随意干涉他人因果，不可为了私欲无休止驱使灵体。
    但二者的善恶标尺、反噬形式各不相同。
    萨满戒律根植于游牧族群天道观念：不可欺天，不可背弃先祖，不可主动挑起生灵厮杀。反噬大多来自天地天道，强行扭曲自然秩序，神魂受损、牲畜遭灾、家族迎来风雪灾祸。与其他宗教相比，萨满极少主动寻仇，认为仇怨自有天地时序清算。所以很少听说萨满会害人。
    苗疆巫法戒律更多来自祖灵契约。
    最大忌讳，便是背弃誓约。
    养蛊之人若违背和蛊虫定下的盟约，蛊立刻反噬自身；巫者若是辜负祖灵许诺，会被斩断灵路，再也无法连通阴阳。苗疆体系善恶界限更为模糊，族群受到侵害之时，不少古法允许动用术法自保反击，防御手段繁多，蛊术便是自保手段演化而来。
    “听你这么一说，我一下子想起你之前跟我说的东北出马仙，都说这出马仙也是萨满文化，里面也有跳大神什么的，而且二者所在地域而非常接近，不像苗疆那么远隔千里，它和蒙古萨满又是什么关系？”
    我一脸好奇地问秦瀚。
    “好问题，”秦瀚笑道，“这二者之间，还真的有不少说法。首先来说，出马仙这种信仰，其实历史并不久远，最多也就几百年，最初始于清代中后期闯关东的那股浪潮之中。”
    “闯关东？”
    “不错，”秦瀚舒展了一下身体，开口解释道，“清朝入关之后，长期把东北视作‘龙兴之地’，修筑柳条边，禁止汉人随意迁入。只有少量流放犯人、特许商人零星进入，没有大规模移民。
    到了咸丰时期，清廷正式局部放开东北封禁，那时沙皇持续蚕食东北边境，导致东北土地空旷，国库拮据，朝廷需要汉人垦荒实边、缴纳田赋。自此山东、河北百姓开始大批量北上。
    到了光绪年间，这股浪潮达到了顶峰，也就是大家印象里典型的闯关东时代。
    那时黄河下游连年大水、旱灾、蝗灾，山东河北民不聊生；加上中东铁路通车，出行门槛大幅降低，移民浪潮达到顶峰。闯关东时期，大量山东、河北、河南百姓背井离乡迁入关外谋生，关内乡间盛行‘四大门’信仰，世人相信狐、黄、白、柳、灰五类野兽吸纳山川灵气，可以修行成灵。移民身处异乡，缺医少药，漂泊无依，急需精神寄托。
    这种条件的催生之下，中原香门的动物精怪信仰，遇上东北大地残存的满洲萨满跳神形式，又吸纳民间通俗佛道的轮回因果说辞，多方揉杂，慢慢演化出后世的出马堂口体系。
    整套信仰自诞生起，服务对象便是零散独立的普通人，不存在氏族共同体祭祀的框架。所谓五大家仙，也就是胡黄白柳灰这五种动物地仙，被推到核心位置，所有规矩围绕一条核心逻辑，那就是动物灵体想要积攒功德，渡过自身修行劫数，必须借用凡人肉身行走人间，处理俗世因果。
    蒙古萨满文化是存续数千年、依附游牧部族而生的原生古礼，而出马仙、五仙信仰，是近代人口迁徙催生出来的次生民俗。二者时空相隔，不存在直接传承的链路，仅仅在关外这片土地，借用了萨满跳神击鼓通灵的外在形式。
    二者看起来颇为相似，其实内核部分完全是两种路子。
    蒙古萨满神灵自上而下层级森严，长生天居于至高位置，诸天自然神灵、祖灵依次排布。鸟兽走兽只是天地之间的寻常生灵，可以被敬为图腾，却永远无法上升到主事神灵的位置。
    萨满巫师所有与灵界的交涉，都不能逾越腾格里定下的天地秩序。所有行法，诉求永远向着苍天、祖灵、山河诸神，断然不会以野兽灵体作为依靠。
    反观东北出马仙体系，格局彻底颠倒。
    整套堂口的支柱，便是五大地仙。
    狐、黄、白、柳、灰五类动物修行的灵体，占据堂上主导地位；天神、地府官吏、凡人先祖，反而沦为辅助角色。堂口内部演化出四梁八柱的编制，仙家各有分工，或是探查运势，或是化解虚病，或是奔走传递消息。一切行事的最终目标，不是敬奉天地、庇护族群，而是帮助堂上仙家积累香火与功德，助力灵体渡过修行劫难。
    仅是这一道鸿沟，足以分清形似之下的本质。
    蒙古萨满仰望普世天地法则，沟通自然与先祖；出马仙体系则是围绕动物灵体的修行需求运转。
    两条道路，演化出两种完全相反的主次关系。
    蒙古萨满是人灵之间平等的信使，人始终掌握心神的主动权。萨满行法分为两条路径，其一锤炼自身神魂，乘着鼓声神游上中下三界，亲自奔赴灵界沟通谈判；其二摆设祭品，敖包设坛，击鼓吟唱，临时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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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一十三章 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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