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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军点头，“是我取的。”
这一瞬间，伊文雅瞪大眼睛，猛地看向他。
轮到辩护律师询问时，对方直接抓住了这里。
“杨主任，你此前供述整个计划由你提出，是不是？”
“是。”
“你要求伊文雅执行？”
“是。”
“她是否曾经向你提出这个方案？”
“没有。”
“你知道她只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你也是她的导师？”
“是。”
“在医疗工作中，她是否需要接受你的专业指导？”
检察官站起来：“反对。辩护人试图通过导师身份构造不存在的强制关系。现有证据没有证明伊文雅是在不能违抗命令的情况下实施行为。”
审判长点头，“反对成立。请辩护人调整提问方式。”
律师换了个问法。
“杨军，在你看来，伊文雅当时为什么会相信你的判断？”
杨军沉默了一会儿，“因为我是她的老师。”
伊文雅突然低下头，眼睛泛酸，泪水一点点的流了出来。
午间休庭以后，下午继续进行法庭辩论。
辩方第一次正式提出五月份出台的《特殊时期矫正与公益服务暂行办法》。
（这里打了个补丁，第38章胡天龙那里就是按照这个暂行办法进行修路的工作）
五月，临时立法机构建立了一套适用于特殊时期的刑罚执行与矫正机制。对于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可根据其身体状况、专业技能和社会需要，安排参加道路修筑、矿山生产以及专业技术服务等公益性劳动，并由司法机关会同行业主管部门和基层政权实施监督管理。
关着也是关着，不如评估一下个人专业能力后受监督的干活去。
检察官听完后开口，
“公诉机关不反对二位被告人具备适用该暂行办法的现实条件，但必须强调，《暂行办法》不是免罪依据，更不能把专业能力变成犯罪以后交换自由的筹码。”
辩护律师立即说道：“辩方从未提出用专业能力换取无罪。辩方主张的是，在法院已经认定其社会危险性极低、再犯可能性极低，并具有重大特殊背景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把两名具有临床医疗能力的人长期关在监所机构内？”
“是否有必要需由法院判断。”
“所以我正在向法院提出这个意见，你尔多隆吗？”
审判长敲了敲法槌。
“请辩方注意言辞，不要人参公鸡。双方都不要重复已经发表的意见。
下午接近五点，法庭再次休庭，合议庭评议持续了很长时间。
等审判人员重新回来时，窗外的天色已经有些暗了。
所有人起立，审判长开始宣读判决。
法院认定，死者处于晚期恶性肿瘤终末阶段，长期遭受严重痛苦，在意识清醒、具有辨认和表达能力的情况下，多次明确表达希望结束生命的意愿，其直系家属知情并表示接受；两名被告人没有谋取利益，不存在仇恨、报复等动机，行为目的主要在于终止患者痛苦，案发后均配合调查，杨军主动投案，患者家属对两人充分谅解。
然而法院同时指出，国家现行法律并未建立主动安乐死制度。患者对死亡的请求以及家属同意，均不能授权医务人员主动实施终结生命的行为，因此两名被告人的行为仍然构成故意杀人。
听到这里，伊文雅闭上了眼睛。
审判长继续宣读。
法院认为，杨军作为主任医师和研究生导师，在药品流出、行为安排以及事后责任承担等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系主犯；其主动投案，如实供述主要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同时考虑案件起因、患者本人明确意愿、家属谅解、特殊时期医疗条件严重恶化等因素，认定属于故意杀人“情节较轻”。
最终判决：
杨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
旁听席出现轻微的骚动。
随后继续。
根据五月份实施的《特殊时期矫正与公益服务暂行办法》，在缓刑考验期内，杨军不得从事独立的医疗决策和相关高风险处置，同时由市司法部门与卫生部门共同安排，前往新接管地区承担五年基层医疗体系援建工作，援建服务纳入社区矫正考核，未经批准不得擅自离开指定区域。
接下来是伊文雅。
法院认定她直接实施最终行为，对死亡结果负有直接责任，但考虑其系在读研究生，在整个案件中的决策地位低于杨军，且患者本人长期反复表达明确意愿，家属亦请求从宽处罚，依法予以减轻处罚。
伊文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同时依据同一暂行办法，在缓刑考验期内参加三年基层医疗公益服务，由卫生部门安排至县城及乡镇医疗机构工作，接受执业范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