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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三十年，却被族人夺产逐出门外……皆取材真实案例，但隐去具体地名与年代。
然后，他将这些文章交给不同渠道传播：刻成小木牌插在菜市场摊位间；编成快板词让街头艺人传唱；甚至写成谜语，登在地方小报的“趣闻栏”里。
不出半月，这些故事如野草般蔓延开来。茶馆酒肆，人人议论“灯笼税”之荒唐；私塾先生借“试卷案”教导学生直言之贵；连戏班都排了一出新戏《三十年节妇》，演到一半观众已是泣不成声。
舆论汹涌，那位周姓官员不得不匆匆撤回禁令，灰溜溜离去。
事后，弟子问阿禾：“您为何不用真名真事？”
他答：“真相有时太重，压得人不敢看。若化作日常故事，反倒容易入心。就像药丸裹糖衣，苦味仍在，却可下咽。”
又过两年，阿禾年近七旬，体力渐衰。一日行至江西婺源，偶见一所山村小学，外墙斑驳，教室简陋，但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书：“本校每月举办‘说真事日’，鼓励学生讲述家中往事。”
他走进教室，见黑板上写着一行稚嫩笔迹：“我爷爷说，1943年闹饥荒，村里吃了三天观音土，后来政府才发粮。”下面还有批注：“老师说，要写清楚时间地点，最好有证人。”
阿禾久久伫立，眼眶微热。
放学后，他找到校长??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子，原是这里的学生，大学毕业后返乡任教。她告诉阿禾，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采访长辈，整理成《童年记忆集》，已出版五册。
“我们不指望改变世界，”她说，“但至少，让孩子们学会不说谎。”
阿禾点点头，临走前在校园角落种下一棵小柏树，并留下一封信：
“你所做的，比万人上书更有力量。
因为你说服的不是一个皇帝，
而是一代人的心。
愿此树成荫之时，
每个孩子都能挺直脊梁，
说出‘我记得’三个字，
而不必回头看是否有人举刀。”
多年后，那棵柏树高耸入云，学校更名为“记得小学”。每年清明，师生们都会举行仪式，齐声朗读历代《未删国史》中最动人的一段，然后将新收录的记忆投入火中，化作灰烬撒入风里??象征传承，而非终结。
而阿禾，依旧行走。
有人在云南边境见过他，正教少数民族少年用象形文字记录殖民时期的抗争；
有人在黄河渡口望见他孤影独立，望着浑浊河水喃喃自语：“这一带，该有多少沉没的名字……”；
还有人在某个雪夜，听见荒村古井旁响起三声铜铃，待出门查看，唯见地上一行脚印，延伸向茫茫黑夜，不知去向。
他不再年轻，但他仍未停下。
因为他知道，只要还有一个名字未被说出，
还有一滴眼泪未被记录，
还有一颗心因恐惧而沉默，
他的路，就还没有走到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