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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置反而比靠窗的一侧更热。
老师说可能因为走廊热空气进入。
贺铭说可能是太阳角度。
沈南乔认为与人数流动有关。
江遥没有急着选解释。她盯着那条曲线看了很久，忽然问：“如果不是位置的问题，是时间的问题呢？”
几个人都没听懂。
她把课表拿过来，对着数据一节一节看，发现下午最后一节往往是自习，前一节课结束后学生会集中出去接水、上厕所，再回来；门边温度上升的时间恰好比人流高峰晚几分钟。她又把二氧化碳浓度的数据叠上去，发现两条线之间似乎有某种滞后关系。这个猜想并不一定对，可它一下把“哪边更热”变成了“人群行为如何在几分钟后改变局部环境”。
林砚站在旁边看她把课表、温度和二氧化碳三张完全不同的东西摊到一起，忽然问：“你怎么想到把课表放进来的？”
江遥说：“因为温度自己不会知道第几节课。”
林砚笑了。
贺铭却马上泼冷水：“相关不代表因果。”
“所以测啊。”
“怎么测？”
江遥停了一下。
过去她最容易在这里继续往上猜，现在却已经比初中多了一层习惯。她没有直接把新结构当成答案，而是先问什么情况会证明自己错。几个人最后设计了一组很笨却有效的验证：选择两天相同天气，一天保持正常课间，一天请班里同学尽量减少进出，再比较曲线。结果并没有完全支持江遥。门边温度仍然偏高，只是幅度下降了一部分。
如果是以前，她可能会有点不甘心。
这一次却更兴奋。
“说明不止一个原因。”
她把原来的图划掉一半，又开始往上补。
沈南乔坐在旁边，看她失败以后反而比成功时更精神，忍不住说：“你这个人是不是特别喜欢世界不按你想的来？”
江遥头也没抬：“按我想的来还有什么意思？”
这种状态几乎延伸到所有科目。数学老师讲一个递推关系，她课后会问如果把初值换掉，最终形态是不是仍然相似；物理课讲波，她会跑去音乐教室敲两根不同长度的金属管，听频率差别；生物老师讲神经元，她第一反应不是背结构，而是问如果一个神经元本身只做简单事情，那么“复杂想法”是不是很多简单单元一起才长出来的。她并不总问得漂亮，有时甚至问到最后发现自己把两件根本不同的事硬连在了一起，可老师开始逐渐认识这个坐在靠窗位置的女孩：她不是问题多，而是很难把一个已经讲完的知识点安静地留在原地。
真正让江遥第一次感到强烈竞争的，是实验班一个叫顾遥的女生。
顾遥平时话不多，数学考试很少第一，却在一次校内开放题上压了江遥整整一头。那道题没有标准解法，只给出一串非常不完整的图案变化，让学生提出可能的生成规则，并说明如何区分不同规则。江遥很快提出三种结构，其中一种非常漂亮；顾遥却没有急着猜，而是先指出，仅凭现有样本，可能存在无穷多个规则与之吻合，所以真正的问题不应该是“找规律”，而应该是“下一条信息问什么最值钱”。
她给出的答案不是一个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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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个实验。
只要再观察第七个图案，几个主要假设就会被一次性分开。
江遥看到答卷时，足足安静了几分钟。
她第一次遇到一个同龄人，不是比自己猜得更快，而是直接把“猜答案”这件事往上提了一层：既然信息不足，为什么不先选择最有信息量的问题？
那天下午，她主动去找顾遥。
“你以前做过这种题？”
“没有。”
“那你为什么不猜？”
顾遥想了想，说：“因为我小时候被我爸骗过很多次。”
江遥没听懂。
顾遥解释，父亲是医生，从小喜欢拿一些不完整的症状问她是什么病。她每次猜一个，父亲就问：“还有没有别的可能？”久了以后，她养成习惯，先不问答案是什么，而是问“我还缺什么信息”。
江遥听完，第一次感到一种很纯粹的嫉妒。
不是讨厌顾遥，而是很想把这种能力拿过来。
当天晚上，她把题目拍给原既白，只说：“我今天被一个人打得有点惨。”
原既白看完顾遥的思路以后，很久才回：“这个人很厉害。”
“比我呢？”
江遥发完便后悔，觉得这个问题幼稚，可没有撤回。
原既白隔了几分钟才说：“这道题上，比你强。”
江遥盯着屏幕，心里居然舒服了。
“我也觉得。”
两个人又聊了很久。原既白对顾遥的做法尤其感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