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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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章-尘土(第1/2页)
    2027年9月14日上午十点，江东省监狱管理局的大门在陶爱民身后合上。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不是舍不得，是腿软。
    狱医的诊断书就揣在他怀里，纸很薄，字很冷：肝硬化失代偿期，糖尿病足截趾术后，高血压三级，预后极差。翻译过来就是——放他出来，是让他
    找个地方去死。
    二十年刑期，他只服了五年。
    五年里他学会了很多事。学会了在四米高墙底下走路不抬头；学会了把一个馒头掰成三顿，不是因为饿，是监狱食堂的馒头有碱味，那股碱味让他莫名安定；学会了在医务室排队的时候，隔着铁栅栏看外面的杨树，一看能看一个钟头。他还学会了夜里不发声音地哭——狱警查房两次，第一次是十一点，第二次是凌晨三点，这两个间隙里的哭，没人听得见。
    他没能学会的只有一件事：睡觉不出声。他会说梦话。同监舍的人说，他梦里翻来覆去念叨的从来不是钱，也不是官，是数字。灌溉渠的公里数，饮水工程覆盖的人口，参保率，巩固率。念得最多的一句是：“这个数不对，再核一遍。“
    同监舍的人说，这人疯了。
    管教干部不这么看。管教干部在减刑材料上写过一句评语：该犯五年来坚持撰写产业政策建议，共四十一份，累计二十六万字，多次通过管教渠道递交。落款永远是同一行字：一个犯了罪的人，戴罪之身，言或不听，记或不存，都不要紧。
    没有一份有过回音。他也不在乎有没有回音。他在乎的是，手不能停。手一停，他就得去想自己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一想，就是整夜。
    二十年刑期，他只服了五年。2021年11月，一审判决书念了四十七分钟，受贿、滥用职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罪并罚，有期徒刑二十年，没收全部财产。法槌落下的那一声，他记了五年，隔着牢房的墙都能听见。
    没有人来接他。
    前妻没有来。他风光的时候身边围着的那几百个人，一个都没有来。他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十分钟，把那张新补办的身份证掏出来又看了一遍。照片上的人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五十五岁，看着像七十。他不认识那个人。
    去哪儿，他想了一路。想来想去，只有临江。
    他后来在省里干了十几年，市委常委、副省长、常务副省长，一步没落，也一步没再往上走。常务副省长的权力不小，可他心里清楚，那把椅子离正位永远隔着半步——就是这半步，让他后来豁出去抓钱、抓项目、抓一切能抓住的东西。他在省城待了那么多年，临江的每一条街他都走过。可长途汽车进了站，他站在出站口，看着满街的车灯，忽然发现自己无处可去。省会的万家灯火，没有一盏是留给一个保外就医的贪官的。
    头三天，他蜷在临江火车站前的台阶上。夜里冷，他把判决书叠好垫在腰下——那是他仅有的家当里最厚的一张纸。饿了两天之后，他终于学会了一件事：把手伸出去。
    手伸出去比判二十年还难。
    二
    第四天傍晚，一个馒头递到了他面前。
    半个馒头，掰开的，断口上还沾着一点碱面的白。递馒头的手很糙，指甲缝里全是黑色的机油，虎口一道一道的裂口，是几十年和扳手、链条磨出来的。
    “吃吧。“那人说，“凉的，顶饿。“
    陶爱民抬起头。一个老头，八十九岁上下的年纪，腰板却挺得很直，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卷两折。老头身后支着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盏灯，一个打气筒，一个铁皮工具箱，箱上的红漆掉得只剩下几个字：光明里修车。
    “我不要钱。“老头看他不动，又说了一遍，“就是看你在这儿蹲了三天了。年轻人，脸皮薄，我懂。我年轻时候也蹲过火车站——1960年，去逃荒。“
    陶爱民接过那半个馒头。
    馒头是干的，碱味很重，剌嗓子。他三口就吃完了，然后蹲在地上，肩膀开始抖。三十多年了，他吃过省委食堂的狮子头，吃过一顿饭三万八的私人会所，吃过香港老板从太平山空运来的海鲜。他这辈子吃过最好的一样东西，是眼前这半个凉馒头。
    老头叫周长贵，住光明里十七号，十八平米的棚屋。老伴1992年走了，唯一的儿子1979年在边境上牺牲，那年儿子二十一岁。老头把他领回家，在床边给他支了块门板，铺上稻草，说：“住着吧。我儿子要是活着，比你还大两岁。“
    那七天，陶爱民睡了五年来的第一个整觉。
    屋子小，一进门就是一张床、一张桌、一个蜂窝煤炉。墙上钉着一块木板，摆着相框：一张黑白的，穿军装的年轻人，眉眼跟老头一个模子；一张彩色的褪成了灰的，老两口站在天安门前，老头穿着中山装，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颗。相框旁边挂着一件叠得方方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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