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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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可不太好说话啊……“
    “你告诉他们——“张振勋端起桌上的茶喝了一口，放下杯的时候，杯底在桌上发出一声轻而确定的磕碰，“——我张振勋在南洋做了三十年生意，什么人没见过。他们能拿刀，我就能管饭。刀换饭，这是最划算的买卖。你让他们自己掂量。“
    阿福仔回去之后隔了半个月来了一封信，信写得歪歪扭扭的：“张先生，人我已经找齐了，一共六十九个，都是大鹏湾这一带熟水性的。他们说愿意试试。问我工资怎么算。还有一个头头说想见您一面——当面谈。“
    张振勋把信看了两遍，折好收进怀里。他对老汤说了一句：“备船。去惠州。“
    惠州裕兴玻璃瓶厂的筹办比预想中顺利。
    张振勋从南洋调了一笔款项过来，在惠州城外临河的地方买了一块地，建了厂房，从德国订购了一套玻璃熔制设备。那些设备运到码头那天，几十个前“海上朋友“穿着新发的蓝布工装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笨重的铁家伙从船舱里被木吊架一箱一箱地吊出来，交头接耳，满脸好奇。张振勋站在他们旁边，拍了拍其中一个最年轻的小伙子的肩膀——那孩子瘦得像根竹竿，脖子上还留着一道细细的刀疤——“搬得动吗？“
    那小伙子愣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搬得动！张先生，这可比搬船上的货轻多了。“
    那个头头后来也来了。姓陈，三十五六岁，一脸横肉，可一双眼睛里没有凶光，更多的是常年提心吊胆养出来的警觉和疲劳。他跟张振勋在厂门口的石阶上坐了一个下午，抽了两包烟，谈了三个条件：第一，以前的事一笔勾销，谁也不提；第二，每月俸银要按时发，不能拖欠；第三，如果厂里有外人来找麻烦，他姓陈的管摆平。
    张振勋听完最后一个条件，笑了一下：“前两条我答应你。第三条——我这边不用你动手。你只要管好炉子、烧好玻璃，你的手就是干净的。以后你的孩子出去，能说'我爸在裕兴玻璃厂做工，'不用低头。“
    姓陈的低头看了一会儿自己的手，那双掌心里布满了粗茧和旧疤的手——有缆绳勒的、有刀把磨的、有海风皴裂出来的深纹。他翻过来又翻过去看了两遍，然后把烟掐灭在石阶上，站起来，朝张振勋伸出了右手。
    “张先生，“他说，“以后我不干了。你拿这条命使唤就行。“
    张振勋握住那只手的时候感觉到对方的手掌粗糙而有力，指节粗大，掌心的温度比常人高一些。他用力握了一握，松开，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沾的灰。“我不使唤命。我请人做工。你明天去车间报到，找师傅领工装。“
    第一批玻璃瓶出窑那天，张振勋没有在惠州。他正在烟台的办公室里。最后一批从酒窖里抢救出来的酒——那些及时被装瓶的、没有被氧化侵蚀的、在灾难中幸存下来的酒液，被一瓶一瓶地封好、贴标、装箱。
    数量不多，只有三百多瓶，可每一瓶都带着那个夏天独有的印记——一种略深于往常的颜色和一种在陈酿过程中被打断了节奏、又重新找到平衡的香气，像一个人经历了一场大病之后慢慢恢复时脸上那层不显眼的红润。
    他从惠州传来的电报里看到一行字：“首窑出瓶三千只，品质尚可。阿福仔已学会看火候。陈头管治安，无人闹事。“
    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初秋，八国联军撤出北京的消息传到了烟台。
    张振勋是在酒窖里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正蹲在窖底最深处那排桶前面，听巴保汇报新一批酒的状态。老汤从外面跑下来，手里攥着一张从上海转来的报纸，上气不接下气，鞋底在石阶上刮得直响：“掌柜的！签了！《辛丑条约》签了！洋人撤了！海路通了！“又递给他一封刚到的信——盛宣怀从上海寄来的，信上只有几个字：“闻烟台已通，欣慰。今岁之事，险矣，然兄终守得云开。“
    张振勋把信折好放进怀里，伸手摸了摸面前那只桶的桶壁——温度正常，湿度正常，酒液在里面安安静静地变化着，带着一种被侵扰过又缓过来的、带着伤疤的平静。他的手在桶壁上停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从老汤手里接过那张报纸，看了一眼头版。报上的铅字清清楚楚地印着：和约签订，联军撤退。下面是一长串赔款的数字，四万万五千万两，每一两上都沾着这个国家被撬开了门之后淌出来的血。
    他把报纸折好搁在桶盖上，没有说什么。巴保和老汤都看着他。他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说了一句话：“海路通了，物资能进来了。该订什么，明天就去订。秋天这批果不能耽误。“
    “那……那要不要先庆祝一下？“老汤试探着问。
    张振勋看了他一眼，嘴角微微弯了一下——那笑容很浅，浅得几乎看不见，可里面有一种被海浪冲刷过很久之后露出来的礁石才有的那种平静的、不动摇的东西。“等酒出来了再庆祝。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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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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