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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复翻看着那些布满修改痕迹的图纸，突然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这在我们美国简直是天方夜谭...“
他放下茶杯，双手比划着解释道：“在我们自己的工厂，设计师在写字楼里画图，工人在车间里缝制，中间隔着三道质检。“
他的手指在空中划出几道无形的墙，“设计师永远听不到缝纫工的意见，因为那‘不符合流程‘。“
张家栋轻轻抚平图纸上的折痕：“我们不一样。于大姐既是设计师，又是裁剪工，还是质检员。“他指向窗外，“您刚才看到的那些年轻女工，每个人都可以随时提出改进建议。“
这样民主式的生产方式，是比尔这样出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人永远想不通的。
1983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中国工厂仍保留着“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传统管理模式，强调工人参与技术革新和民主管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产文化。
当时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北京国棉三厂的“诸葛亮会“，每周五下午，车间都会停工一小时召开技术讨论会。挡车工王淑芬曾提出改进纱锭转速的建议，使棉纱断头率降低17%。她的建议被写在车间黑板报上，并获得了一张暖水瓶票的奖励。
后来，上海机床厂也借鉴了首都的生产经验，组成了“三结合“小组。
该厂将老工人、技术员和干部组成攻关小组。老钳工张师傅用土办法解决了德国进口机床的导轨精度问题，方法甚至还被编入《上海市先进操作法汇编》。
就连张家栋他们青岛本地的橡胶厂，都有自己的“金点子“登记簿，每个车间都设有建议箱，工人可以随时提交改进意见。青年工人李明发明的“胶鞋成型操作法“，使日产量提高23%，厂里用他的名字命名了这项技术。
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国内比比皆是。
与西方企业严格的科层制不同，中国工厂的民主管理打破了“白领“与“蓝领“的界限，工人把工厂当家，是工厂真正的主人。
正是这样，才造就了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咱们国内的经济活力。
比尔听到了张家栋的经营思路以后，大受震撼，正在怀疑他们服装厂这十几年的经营，是不是走错了方向。
张家栋却知道，这时候正是他和比尔谈判的最佳时机。
“比尔先生，我们合作社服装厂的情况，想必你已经都大概了解了吧？现在咱们来谈谈合作吧？”
张家栋之所以强调的这一次他们之间是合作而不是服务的关系，是为了让比尔清楚，虽然他们的合作社不过是青岛本地县城的一个集体企业，却完全有实力与比尔惯例的国际厂商平等对话。
“张厂长，我承认一开始我来到你们的国家，只是想要找到你们的工厂。委托你们在原有的滑雪服的基础上稍作改进，为我们的服装品牌代工一款新的滑雪服。不过现在看来，我当初的想法的确是大错特错了……”
比尔的手指轻轻敲击着茶几，眼神闪烁着兴奋的光芒。他深吸一口气，突然站起身走到窗前，似乎是想要让自己透透气。
望着外面忙碌的车间，他突然转过身。
“张厂长，我想重新定义我们的合作方式。不是代工，而是合资——技术入股！“
张家栋眉头微挑，似乎对于比尔的这个想法有些意外，却尽量不急不缓地问：“具体怎么个入法？“
“我们成立合资公司，你们的合作社以技术团队入股，占30%股份。“比尔激动地比划着，“每年你们都可以可以拿到一笔可观技术分红，我负责国际渠道和市场推广！“
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张家栋慢条斯理地品着茶，茶盖与杯沿轻碰的声响格外清脆。
林彤知道张家栋能够用英语与比尔正常交流，所以这些话就并没有翻译。
这可一下子就难为坏了孙立军，他实在是搞不懂这个老外跟张家栋商量的到底是什么，能让办公室里的气氛突然就这么紧张了起来。
过了足足一分钟，张家栋才放下茶杯：“比尔先生，您这个提议...“
比尔紧张地屏住呼吸。
“...还不够大胆！“
张家栋突然笑了，紧跟着又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建议，将我们合作社的技术占股提高到49%……”
“这不可能！“比尔差点跳起来，“我们品牌价值……“
“比尔先生，你先听我把话说完。你们服装品牌的销售数据，想必你本人比我更清楚。而我们的产品，可是从当初毫无任何基础，到现在每个月至少在你们本地能销售一万件……”
言外之意，已经不言而喻。
比尔自己的品牌根本就打不过张家栋他们合作社的产品。
“张厂长！“比尔的声音突然有些发颤，“您知道49%意味着什么吗？这几乎是对等股权了！“
“是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