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2章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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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刘儿从老徐头的饭店出来，发动了那辆白色212吉普车。发动机轰鸣声中，他摇下车窗，让五月的海风吹散身上的鱼腥味。吉普车缓缓驶离海边，拐上了中山路。
    1983年的青岛街头，自行车流如潮水般涌动。蓝灰色的中山装与碎花连衣裙在人群中交错，偶尔闪过几个穿喇叭裤的时髦青年。路边的国营商店门前排着长队，副食品店的橱窗里摆着几瓶贴着红标签的即墨老酒。
    “滴滴——“
    小刘儿按着喇叭，小心避让突然横穿马路的老太太。
    老太太挎着竹篮，里头装着刚买的带鱼，银亮的鱼尾还在篮边一甩一甩。
    每年8月底的青岛，正值本地海鲜最肥美的季节。由于此时正值开渔期，海产品大量上市，价格相对便宜，普通市民也能消费得起。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小刘儿对于眼前的一切可是再熟悉不过了。
    清晨的渔码头总是最热闹的地方。天刚蒙蒙亮，满载而归的渔船就陆续靠岸，船舱里堆满了活蹦乱跳的海货。梭子蟹、对虾、黄花鱼、带鱼、鲅鱼等时令海鲜被一筐筐搬上岸，在码头上堆成小山。渔民们穿着胶皮裤，忙着将渔获分拣装筐，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海腥味。
    码头的批发市场人头攒动。国营水产公司的采购员拿着账本在清点数量，个体鱼贩们则推着板车在渔船间穿梭，争相收购最新鲜的渔获。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夹杂着胶东方言的吆喝声。刚卸货的螃蟹在竹筐里窸窸窣窣地爬动，不时有顽皮的螃蟹从筐缝里溜出来，引得人们手忙脚乱地抓捕。
    市区的农贸市场里，海鲜摊位的生意格外红火。摊主们用清水养着活海鲜，时不时往盆里加冰块保鲜。价格牌用粉笔写在木板上：对虾一元二角一斤，梭子蟹八角一斤，小黄花鱼六角一斤。这个价格对于当时月工资几十元的普通工人家庭来说，完全在可承受范围内。
    主妇们挎着竹篮在市场里精挑细选，专拣那些活蹦乱跳的海货。有经验的会捏捏蟹腿看是否结实，或是翻开鱼鳃检查颜色。讨价还价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买卖双方常常为了一两分钱争得面红耳赤，最后又笑着成交。
    街头巷尾的小饭馆也纷纷打出“时令海鲜“的招牌招揽顾客。一盘清蒸螃蟹不过两三元，海蛎子豆腐汤五角钱一碗。工人们下班后三三两两凑钱下馆子，就着冰镇啤酒大快朵颐。就连普通家庭，也会在这个季节多买些海鲜打打牙祭，给孩子们补充营养。
    傍晚时分，家家户户的厨房都飘出蒸煮海鲜的香味。主妇们用最简单的烹饪方法——清蒸、水煮、酱焖，保留海鲜最原始的鲜美。院子里，男人们支起小桌，摆上几样海鲜，再倒上二两即墨老酒，就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
    这就是1983年夏末青岛的海鲜季，一个让普通百姓都能尽情享受大海馈赠的美好时节。没有过度的商业炒作，没有虚高的价格，有的只是最质朴的渔家风味和市井生活的烟火气。
    小刘儿一边驾驶者吉普车，一边轻巧地从人群中穿过。
    吉普车经过栈桥时，小刘儿正在回忆着自己之前在码头上的见闻时，却瞥见两个显眼的身影——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男人正和穿着一身碎花连衣裙的中国姑娘站在路边，脚边堆着几个鼓鼓囊囊的旅行包。外国男人拖着自己的行李箱，姑娘则焦急地张望着来往车辆。
    “同志！“姑娘突然朝吉普车挥手，小刘儿下意识踩了刹车。
    姑娘小跑过来，连衣裙摆被海风吹得翻飞。
    “请问您知道青岛大饭店怎么走吗？“
    她的普通话带着明显的京腔，手指紧张地绞着挎包带子。
    小刘儿打量着这对奇怪的组合，外国男人约莫四十出头，比王宝光大不了几岁，这么热的天气，却依旧是一身笔挺的西装；姑娘二十出头的模样，齐耳短发别在耳后，露出一对珍珠耳钉——这在1983年的青岛可算稀罕物。
    新中国成立后，珍珠养殖业一度陷入停滞。五十年代，国家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将重点放在重工业发展上，珍珠这类非必需品的生产几乎完全中断。
    六十年代后期，南方的几个珍珠养殖场被划归为“资本主义尾巴“，遭到批判和取缔。到了七十年代，全国仅剩下广西北海等少数几个国营珍珠养殖场维持着少量生产。
    改革开放初期，珍珠养殖业才开始缓慢复苏。
    1979年，国家批准在广东、广西等地试点恢复珍珠养殖，但产量极其有限。这些珍珠主要供应外贸部门出口创汇，国内市场上几乎见不到。直到1982年，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浙江、江苏等地的公社才开始尝试重新开展珍珠养殖。
    在1983年的青岛，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大约四五十元，而一对品质中等的珍珠耳钉价格就要二三十元，相当于大半个月的收入。
    更重要的是，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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