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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清晨，营门外来了一辆黑色轿车，挂警备司令部的牌子。
下来的不是马孝先，是个更麻烦的人物——武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陶炯，汪精卫那条线上的人，清党令在武汉还没公开撕，但他已经来探沈砚之的口风。
陶炯握着文明杖，打量沈砚之一圈，笑得文气：
“沈旅长，昨日侦缉处碰了钉子，回来参了你一本。我说句公道话——你山海关首义，护法讨袁，功在党国。可如今大势，宁汉迟早合流，蒋总司令要的是干净队伍。你护着那些赤化分子，将来怎么见历史？”
沈砚之递过去一碗热茶汤，没接话。
陶炯继续：“只要你点个头，把独立旅里跨党人员造册上交，南京那边我替你周旋，军长、绥靖公署主任，都由你挑。”
沈砚之把茶碗放下。
“陶先生，我问问你——四一二那天，上海宝山路死了多少人？”
陶炯一滞。
“听说上百。”沈砚之声音很平，“都是工人，手里拿的是梭镖和传单。蒋介石的兵，用机枪点名。你管那叫‘清党’，我管那叫屠城。”
“沈砚之！你——”
“你回南京去说。”沈砚之站起身，居高临下，“沈某从山海关起兵那天，誓的是‘光复北方、不欺苍生’。我没学过怎么把昨天的同志，卖给明天的官帽。你要拿我，现在就绑。要谈，只有一条：独立旅的人，我一个不交。”
陶炯脸青一阵白一阵，最终没敢绑。沈砚之手里捏着武昌城防一半的夜间巡逻调度，真撕破脸，武汉警备司令部今夜未必稳得下来。
他撂下狠话，钻进轿车走了。
——
当天下午，沈砚之把全旅连以上军官叫到操场合影。
不是拍给南京看，是拍给后人看。
他站在最前，身后站着文职参议、药贩子打扮的陆先生、挂彩没愈的排长、还有几个昨天刚“病退”的政治部干事。
“兄弟们，”他没拿稿，声音被江风吹得发颤，“从今天起，咱们这旅不挂清党的旗。南京问起来，就说我沈砚之疯了，念旧。”
底下没人笑。
一个老卒喉头哽着喊：“旅座，咱们跟着你，从山海关走到这儿，没杀过一个自己人。”
“那就继续别杀。”
沈砚之抬手，指了指长江对岸：
“那边在杀人，这边咱们留盏灯。灯不一定亮很久，但只要有这盏灯在，将来的人就知道——1927年春天，武汉城里不是全黑了。”
——
夜里，陆先生在东厢咳血，把蜡纸版塞进药筐底层。
沈砚之去看她，她靠在土墙上，手里还攥着半截铅笔。
“沈旅长，我印不了几天了。”她笑得惨淡，“可我哥当年教我，字是种子。你护住种子，总有发芽那天。”
沈砚之把那本《新青年》放她枕边。
“你哥没白死。我答应你，这批蜡纸，不走地道，走我的公文箱。明天我亲自去汉口，交给‘转运栈’的老周。”
陆先生闭了眼，泪顺着眼角进鬓角。
“关山……真有风雷吗？”
“有。”沈砚之轻声，“风从山海关起，雷在人心落。”
——
4月20日，南京的二次通缉令传到武昌。
沈砚之的名字没上单子，但“纵容通共、抗拒清党”的密折已经进了陶炯的皮包。
他把自己关在作战室，给广州、给昆明、给豫南的故旧各写了一封信。信里不谈主义，只谈一件事：
“若有一日，你们营里也进了要抓的人，别问他是谁，先问你自己，当年举枪为的什么。”
写完，他添了一句私语：
“程振邦，老程，你先在地下喝两口冷酒。上面这摊浑水，我替你搅着。等关山重见月，我再带兄弟们回来敬你。”
信纸叠好，塞进《唐诗》没带走的那只旧函——他早不用诗集了，用的是山海关起义时那方关防木匣。
——
4月23日，汉口转运栈。
周慕白换上铁路工装，站在月台阴影里。看见沈砚之从人流里走来，大衣下摆沾着桐油，手里拎着那只木匣。
两人没拥抱，没多话。
“名单我背下来了。”周慕白说，“鄂东七县，三百二十一人，一个字没漏。”
“那本《新青年》呢？”
“在豫南交通站。等秋天，能印出来。”
沈砚之把木匣递过去：“里头有我给豫南、湘西、滇桂三路旧部的信。你们往北走，顺道递。”
周慕白接匣子，手抖了一下，忽然问：
“旅座，你留武昌，后面怎么走？”
沈砚之望了望汉口租界的灯火，又望望江面。
“他们要宁汉合流，要清党，要独裁。我不合。独立旅不走南京的编，也不归武汉的庙。我把队伍往湘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