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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他率部从武昌顺流而下，两岸百姓箪食壶浆。那时候江面上的汽笛是欢快的，如今却像哭。
船到下关码头，关卡森严。几个兵端着枪，挨个搜船。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跳上船，用枪管拨开芦苇。
“装什么？”
“芦苇。送去下关纸坊的。”六指陈赔笑。
军官又拨了几下，芦苇屑纷纷落下。沈砚之屏住呼吸，肋伤被压得剧痛，但他连睫毛都没颤一下。
军官看了六指陈一眼：“六指，你他娘的怎么改行运芦苇了？”
“兵荒马乱，私盐不好跑，只能赚点苦力钱。”六指陈叹气，“老总，行个方便？”
军官啐了一口：“快滚。别让老子在芦苇里翻出个**。”
船靠岸，沈砚之等了半炷香，才从芦苇里钻出来。他浑身扎满了刺，脸上被芦苇叶划出几道口子，活像个逃荒的柴夫。他挑起担子——担子两头是芦苇捆，里头藏着那面旗和布防图——跟着挑夫的人流，混进了下关的早市。
南京。他终于站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了。
五
从下关到鼓楼二条巷，十五里路。
沈砚之走得很慢。他不是怕认出来，是要看。他要看看这座六朝金粉地，如今被蒋弄成了什么样子。
街上的景象让他心头发冷。
国民政府门前的青天白日旗换了新的，旗杆擦得锃亮。可街角贴满了“清党”的通缉令，风一吹，哗啦啦响，像纸钱。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被绑在电线杆上，身上血迹斑斑，嘴里塞着破布。围观的人低着头，没人敢说话。一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想上前，被旁边的便衣一把推开：“看什么？想跟他们一样？”
更让沈砚之震惊的是，他看见一队北伐军的兵，押着十几个穿西装、戴眼镜的人往监狱去。那些人里有他认识的——东南大学的教授，南京总工会的干事，还有他北伐时救过的那个记者。他们低着头，脚步踉跄，但没人求饶。
一个兵用枪托砸其中一个人的膝盖：“走快点！**分子！”
那人摔倒，又爬起来，忽然抬头，朝沈砚之这个方向看了一眼。
沈砚之赶紧低头，挑着担子快走。他听见身后那人的声音，很轻，却像钉子一样扎进他耳朵：
“革命还没完——”
他的鼻子一酸。
六
中午，他到了二条巷。
李烈钧的公馆是一栋西式小楼，门口站着两个卫兵，腰里别着驳壳枪。沈砚之没从正门走。他绕到后巷，看见一个老妈子提着菜篮从后门出来。
他跟上去，压低声音：“大姐，买菜？”
老妈子回头，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一脸皱纹。
“你是？”
“我是沈砚之。麻烦你告诉李将军，闸北的血，我带来了。”
老妈子手一抖，菜篮差点掉地上。她上下打量他，忽然压低声音：“沈将军？你怎么……你等等。”
她转身进去了。一刻钟后，她回来，招手让他进后门。
李烈钧在书房等他。这位国民党元老，当年在江西起义的老革命，如今头发白了大半，坐在红木桌后，手里捏着一串佛珠。
“砚之，你果然没死。”李烈钧声音沙哑，“上海传来消息，说你战死了。蒋的人已经在准备开追悼会，要给你‘烈士’名分，好堵武汉的嘴。”
沈砚之苦笑：“追悼会？蒋是想给我盖棺定论，说我‘勾结**’，死有余辜。李公，你信吗？”
李烈钧没答，只是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下说。你的伤……”
“皮肉伤。”沈砚之坐下，从芦苇捆里抽出那面湿旗，摊在桌上，“李公，你看这面旗。四月十二，闸北。青帮打头，二十六军收尾。蒋的密令，我亲眼看见。这不是‘工人内讧’，是谋杀。他杀的不是**，是革命。”
李烈钧盯着那面旗，手指在佛珠上停了。他沉默了很久，才开口：“砚之，你说的，我都信。可现在南京是蒋的天下。武汉那边……汪精卫还在摇摆。你让我怎么办？”
“发电报给武汉。把闸北的真相告诉唐生智、程潜。告诉他们，蒋已经撕破脸了，再谈下去，武汉也要被他‘清’掉。”
李烈钧摇头：“电报？南京的电报局全是蒋的人。我发一个字，他立刻知道。”
“那就派专人去。走九江，走湖南，绕路。武汉必须知道——四月十二不是局部事件，是蒋对整个革命的宣战。”
李烈钧长叹一声：“砚之，你让我为难。我若帮了你，蒋不会放过我。我若袖手，良心不安。”
沈砚之站起来，把旗卷好，轻轻放在桌上。
“李公，我不要你帮我。我只求你把旗收下。这面旗是从闸北的血里捞出来的，它不属于我，属于那些死了的人。你收了它，就是收了他们的魂。往后不管谁坐南京，这面旗都在，他们就白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