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厅。他的副官和几个卫士已经等在那里了，每个人脸上都带着紧张和愤怒。
“先生，怎么办？“副官问。
“去闸北。“
“太危险了——“
“去闸北。“沈砚之重复了一遍，声音很平静，“我是国民革命军的中将，我倒要看看，谁敢对我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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闸北，宝山路。
沈砚之的车在距离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大约三百米的地方被拦住了。
拦路的是一队穿着灰色军装的士兵，臂章上写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他们架着两挺重机枪，枪口对着马路。
沈砚之推开车门，走了下去。
“我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将参议沈砚之。让你们长官来见我。“
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走上前来，打量了他一眼。
“沈将军，对不起，上面有命令，这条街戒严了，任何人不得通行。“
“戒严？“沈砚之的声音冷了下来，“谁下的命令？“
“白总指挥。“
白崇禧。
沈砚之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他走到路边的台阶上，站了上去，朝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的方向看去。
指挥部所在的那个四合院，大门已经被撞开了。院子里传来喊叫声和枪托砸东西的声音。几名工人纠察队员被反绑着双手，押上了停在门口的卡车。
他们的蓝布制服上全是血。有一个年轻人的脸上被打破了，血糊住了半边眼睛，但他依然昂着头，咬着牙，一声不吭。
沈砚之的拳头攥得咯咯作响。
他想冲过去。他想拔枪。他想带着自己的卫士杀出一条血路。
但他不能。
他身边只有七个人。二十六军在闸北至少部署了两个团。他冲过去，不是救人，是送死。
而且，他一旦动手，蒋介石就有了杀他的借口。
他沈砚之可以死，但他手里的部队不能散。程远山的团，还有在武汉的其他旧部，是他在乱世中最后的资本，也是未来翻盘的唯一希望。
他必须忍。
沈砚之从台阶上走下来，转身回到车里。
“走。“他说，声音沙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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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开出去大约一百米，沈砚之让司机停了下来。
他从车窗探出头，朝后面看。
宝山路上，一队青帮的打手正从一条巷子里冲出来。他们穿着黑色的短褂，手里拿着斧头、铁棍和手枪，一边跑一边喊叫。
在他们的前面，几个工人纠察队员正在拼命奔跑。其中一个跑得慢了，被一棍子打倒在地。打手们围上去，斧头举了起来——
沈砚之闭上了眼睛。
他听到了斧头落下的声音。
不是真的听到了。是想象。是记忆。是他在战场上听过无数次的、刀锋切入骨肉的声音。
他睁开眼，对司机说：
“开车。“
车启动了。宝山路的惨状在后视镜里越来越小，最终消失在雨幕中。
沈砚之靠在座椅上，仰起头，看着车顶。
他的眼眶是干的。二十年征战，他已经学会了不在战场上流泪。
但有一种东西，比眼泪更沉重。
那是信仰的崩塌。
他曾经以为，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中国就走上了正轨。他曾经以为，北伐战争打倒了北洋军阀，天下就太平了。他曾经以为，只要革命党人团结一心，中国就能像孙中山先生说的那样——“天下为公“。
但现在他明白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杀，而搏杀的双方，往往都穿着同样的军装，打着同样的旗帜。
蒋介石要杀地下党人，不是因为地下党人是敌人，而是因为地下党的人太能干了。工人纠察队帮北伐军打下了上海，工会帮北伐军筹集了粮饷，农民协会帮北伐军提供了兵源。蒋介石需要他们的时候，称他们为同志。蒋介石不需要他们的时候，就把他们当绊脚石。
这和他当年在山海关起义时想象的革命，完全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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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砚之回到公寓，已经是上午九点。
客厅里坐着一个他没想到的人。
程远山。
他穿着一身沾满泥污的军装，脸上有一道新鲜的擦伤，眼睛红得像兔子。
“远山？你怎么来了？“
程远山站起来，声音嘶哑：
“叔，我带了一个营的兵，从南京赶过来的。路上听说上海出事了，我连夜赶过来——“
“你的部队呢？“
“在法租界外面等着。我不能带兵进城，白崇禧下了戒严令，二十六军见兵就拦。“
沈砚之走到他面前，看着这个年轻人。
程远山今年二十六岁。他叔叔程振邦牺牲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