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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二纵队。“沈砚之报出了番号，“我的人正在下来。你们要是还想站着走，就趁现在。“
打手们犹豫了一下，松开了脚下的人，往后退了几步。楼下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是血，抬头看了沈砚之一眼，转身钻进了弄堂。
打手们也走了。
沈砚之关上窗。
他靠在墙上，闭了闭眼。
外面枪声还在响。闸北方向，黑烟升起来了，被晨风吹散，像一条灰色的蛇，扭-动着钻进云层里。
他想起父亲沈仲山。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父亲在山海关外组织义军，抵抗俄军。失败了，被押到县衙，县令劝他投降，他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然后被砍了头，首级挂在城门上，三天三夜。
那年沈砚之七岁，站在城门外，看着父亲的头颅，没有哭。
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哭，他说：“哭有什么用？记住就行了。“
记住就行了。
现在他记住了更多——记住了武昌的炮火，记住了汀泗桥的血，记住了程振邦在武昌城墙上中弹时倒下的样子，记住了汪寿华那口白牙，记住了周慎之鞠躬的角度。
他睁开眼，走到桌前，拿起电话。
这次他拨的不是松江，是上海警备司令部。
电话通了。
“找白崇禧。“他说。
“白总指挥不在——“
“那就找前敌总指挥。告诉他，沈砚之有要事相商。“
等了大约五分钟，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声音粗哑，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
“沈将军？我是白崇禧。“
“健生兄，“沈砚之用了白崇禧的字，“闸北的枪声，我听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砚之兄，这是上峰的命令。工人纠察队有赤化嫌疑，必须清理。你我在一条战线上，不要节外生枝。“
“健生兄，我不管上峰的命令是什么。我只问你一件事——今天死的人里，有没有打过北洋军的？“
白崇禧没说话。
“汀泗桥有他们，武昌有他们，南昌有他们。“沈砚之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他们帮我们打开上海，现在你们用机枪打他们。健生兄，你睡得着吗？“
“砚之兄——“
“我只说一件事。我的防区，松江、嘉兴、金山，不抓人，不搜人，不放一兵一卒进去。谁要是带人进了我的地界，别怪我不客气。“
“砚之兄，你这是要跟总司令过不去？“
“总司令是谁，我说了不算。但我沈砚之的部队，只打欺压中国人的人。“沈砚之把电话挂了。
他坐在椅子上，窗外的枪声渐渐稀疏了。
不是停了，是换了个方向。从闸北移到了南市，从南市移到了浦东。像一把刀，在上海的版图上划来划去，所过之处，血流成河。
中午的时候，第一批人到了。
松江营区的电话打过来，李德山报告：“司令，来了三十七个人，有男有女，都带着伤。说是闸北跑出来的。我已经安排他们进了西营房，上了药。“
下午，又来了两批。一批十九人，一批二十三人。
晚上，总数到了一百零四人。
沈砚之坐在灯下，翻着李德山报上来的名单。名字密密麻麻，有的写着“工会干事“，有的写着“纠察队员“，有的只写了“工人“。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五十三岁。
他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最后一个人的名字下面，备注栏写着四个字：
“林秋月。女。宣传员。无伤。“
林秋月。
沈砚之合上名单，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林秋月，是在南昌的女子师范学校。那是民国十四年，他率部路过南昌，学校请他去演讲。台下坐满了女学生，林秋月坐在第一排，手里拿着笔和本子，眼睛亮得像星星。
演讲结束后，她追出来，问他：“沈将军，女子也能革命吗？“
他说：“能。革命不分男女。“
她笑了，笑得很好看。
后来她果然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地下党，在北伐军里做宣传工作。沈砚之在南昌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穿着一身蓝布学生装，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路带风。
现在她就在他的营区里。
他拿起电话，拨到西营房。
“让林秋月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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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月进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她换了一身粗布衣裳，头发还是短的，脸上有一道擦伤，结了血痂。她站在门口，看见沈砚之，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沈将军。“
沈砚之放下笔，打量着她。
“伤怎么来的？“
“跑的时候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