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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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七章道理(第1/2页)
    沈安澜发现一个问题。她在岩洞里给矿工们讲了什么是阶级、什么是剥削、什么是剩余价值。她讲得很清楚，逻辑很严密，每一个词都解释过，每一个概念都拆开揉碎了。老赵听完了，点点头，说：“懂了。”阿朗听完了，点点头，说：“懂了。”小梅听完了，也点点头，说：“懂了。”
    但他们真的懂了吗？
    那天晚上回竹海的路上，沈安澜走在前面，陈望走在后面。双月挂在头顶，一红一蓝，把竹海照得像两个世界——红的半边像着了火，蓝的半边像浸了水。她走得很慢，比平时慢很多。不是累了，是在想事情。她在想那些矿工们的脸。他们说“懂了”的时候，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不是“懂了”的那种亮，是“怕你不相信我听懂了”的那种慌。他们在慌什么？在慌如果她说“你没懂”，他们会很丢脸。不是丢自己的脸，是丢她的脸。她花了那么多时间教他们，他们如果没听懂，就是对不起她。他们不想对不起她。
    所以她教错了。不是内容错了，是方式错了。她用陈望教她的方式教他们——逻辑严密，概念清晰，层层递进。那是教有基础的人的方式。教一个读过书、识过字、知道“阶级”这个词大概是什么意思的人。但老赵不识字，阿朗只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小梅学会的字不超过二十个。他们没有基础。他们的基础是饥饿、鞭子、矿石、矿道、监工的骂声、工友的惨叫、死在矿道里的工友被草草埋了的那个土坑。
    她的语言不是他们的语言。她的语言是竹片上的字，是陈望从那个回不去的世界带来的概念。他们的语言是什么？是“饿”，是“渴”，是“困”，是“疼”，是“怕”，是“冷”，是“热”，是“今天粥里多了几粒米”，是“昨天监工少打了我两鞭子”，是“隔壁工棚的老刘咳了三个月了，没人管”。他们的语言是身体的语言，是饥饿、疼痛、恐惧的语言。不是概念的语言。
    她需要换一种方式。
    第二天晚上，沈安澜没有带任何竹片，没有带任何木炭，没有带任何写着字的木板。她空着手走进工棚，在讲台——那块稍微高一点的平地上——盘腿坐下来。
    十三个人。比昨天多了一个。一个她不认识的面孔，一个穿着破旧单衣、赤着脚、脚底全是茧子、脸上糊着矿尘、看不出年龄的男人。
    “今天不写字。”沈安澜说。“今天说话。说你们听得懂的话。说你们每天都在想、但不知道怎么说的话。”
    十三双眼睛看着她。浑浊的、布满血丝的、像风化了的石头一样的眼睛。但今天，那些眼睛里除了浑浊和血丝，还有别的东西——一种“终于不用装了”的、松了一口气的东西。
    “我问你们几个问题。”沈安澜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在工棚里回荡，传进每一个人的耳朵里。“你们谁养过猪？”
    所有人愣了一下。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以为听错了。一个七岁的孩子，在岩洞里教他们阶级、剥削、剩余价值的课，忽然问他们养没养过猪。老赵第一个举手，不是举手回答问题，是在确认自己没有听错。“养过。矿区不让养。偷偷在后山养的。猪吃剩菜剩饭，养大了卖了换盐。”
    “猪为什么养得肥？”沈安澜问。
    “因为吃得多。”老赵说。“猪吃了就睡，睡了就吃，不长肉才怪。”
    “矿工为什么瘦？”
    老赵张了张嘴，没有声音。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是因为他从来没有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想过。猪吃得多，所以肥。矿工吃得少，所以瘦。但矿工不是猪，矿工不是吃多少就长多少肉的猪。矿工吃了饭要干活，干了活要出汗，出了汗要消耗力气，消耗了力气就要吃更多的饭。但领主不给他们更多的饭。领主给他们的饭，刚好够他们不饿死，刚好够他们有力气背矿石，刚好够他们背到死。不多不少。像配猪饲料一样，算好的。
    “领主管你们，就像你们管猪。”沈安澜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到不像在说一件很残忍的事。“你们喂猪，猪长肉。领主喂你们，你们干活。猪长肉了，你们杀了吃肉。你们干活了，领主拿矿石换钱。猪吃得多，肉长得快。你们吃得多，矿石背得多。但领主不让你们吃得多。因为你们吃多了，就会有力气想别的事。有力气想别的事，就不会老老实实背矿石了。”
    工棚里安静了一瞬。然后有人笑了一声。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妈的还真是这么回事”的笑。苦笑。像吞了一口很苦的药，苦得你想吐，但你知道这药能救命，所以咽了。
    “你们一天背多少筐矿石？”沈安澜又问。
    “二三十筐。”有人说。“看矿道远近，看坡陡不陡。”
    “一筐矿石多重？”
    “七八十斤。”
    “你们一天背多少斤？”
    “两千来斤。”
    “你们一天吃多少斤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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