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42章唐太宗对农业的重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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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时间，能专心致力于农田耕作，彻底解决了以往徭役侵占农时、耽误春耕秋收的顽疾，有效保障了农业生产的连续性。
    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让百姓休养生息，贞观年间，李世民多次以朝廷名义正式颁布诏书，大范围减免全国或地方的赋役租税，此类举措前后多达十二次：贞观元年夏季，山东各州遭遇严重旱灾，庄稼颗粒无收，李世民当即下诏，免除山东各州当年全部租赋；贞观十三年正月，下令免除三原县一年租赋；贞观十五年四月，免除洛川县一年租税；贞观十七年三月，又下诏给予齐州免除一年赋役的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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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时唐王朝刚刚建立，常年战乱导致国家财政空虚、经济基础极为薄弱，李世民推行的“给复”“免赋”，受限于国家财力，减免范围和力度存在一定局限，无法实现全面、长期的赋税豁免，但这些举措实实在在缓解了农民的生存压力，让百姓得以积攒粮食、恢复生产，对唐初农业经济的复苏、社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增殖人口的“利农”措施：补足农业生产劳动力短板
    农业生产的核心要素是劳动力，而唐初人口极度匮乏，成为制约农业恢复的最大瓶颈。李世民登基后，对全国户籍变动情况格外关注，经统计，唐初全国仅有二百余万户，人口总量还不到隋朝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劳动力严重短缺，大量田地无人耕种，极大阻碍了农业生产发展。为此，贞观年间，李世民出台一整套组合举措，全方位增加全国人口，补足农业劳动力缺口。
    （一）释放宫女，减少宫廷冗员
    李世民即位之初，便率先从宫廷入手，削减冗员、释放人口，先后两次大规模释放宫女：武德九年，刚登基不久，就一次性放还宫女三千人；贞观二年，再次派遣戴胄等大臣，在掖庭西门释放宫女，多年累计释放宫人多达三五千人。这些长期被困宫廷的女性，得以出宫回归民间，自由组建家庭、生儿育女，既减少了宫廷不必要的开支，更直接补充了民间劳动力与生育人口，一举两得。
    （二）奖励嫁婚，完善婚配机制
    贞观元年，李世民专门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以朝廷政令引导民间及时婚配，明确规定法定婚龄：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达到婚龄后“任其同类相求，不得抑取”，保障男女自由婚配。针对鳏夫、寡妇，诏令明确要求，丧期期满后，官府需督促媒妁从中撮合，督促其再婚改嫁，避免育龄人口浪费。
    为解决贫苦百姓因家贫无力嫁娶的问题，李世民特意下令，责成乡里亲戚或家境富裕的家庭，对贫困婚嫁者给予财物资助，确保无一人因贫困错过婚期。同时，他将婚姻嫁娶、户口增长，直接纳入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体系，把婚育数量、户籍增减作为官员考核升降的核心依据，倒逼地方官员全力落实婚配劝导政策，从制度上保障人口增殖。
    （三）赎回外流人口，充实中原劳力
    隋末天下大乱，中原百姓流离失所，大量汉民为躲避战乱逃往北方，还有无数百姓被突厥等少数民族势力侵扰掳掠，流落塞外，当时“华人在北者甚众，比闻屯聚，保据山险，王师之出，当有应者”，塞外流亡汉人数量极为庞大。李世民深知，这些流亡人口都是恢复农业生产的宝贵劳动力，因此不惜耗费巨额金帛，专门派人前往塞外，赎回被掳掠、流亡在外的中原百姓。
    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朝廷用大量金帛作为交换，一次性从突厥赎回八万汉人；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派人从铁勒部赎回流落当地的中原汉人。在赎回过程中，李世民发现室韦、靺鞨、乌罗户等少数民族百姓，也同样被掳掠绑架，当即下令将其一并赎回，并给予与中原汉人同等的经济救济，帮助他们安定生活、恢复生产。突厥颉利可汗归降后，曾向李世民进献草原羊马等贡品，李世民考虑到中原亟需劳动力恢复农业，当即拒绝贡品，反而要求突厥释放辖境内所有汉族人口，全力争取劳动力回归。
    （四）优待归附异族，扩大人口基数
    唐朝前期秉持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唐《武德令》中早已制定优待内附少数民族的政策：“蕃胡内附者，上户丁税钱十文，次户五文，下户免之。附经二年者，上户丁输羊二口，次户一口，下三户共一只。”李世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优待力度，规定归附的少数民族百姓，只需按照中原汉族百姓一半的标准缴纳赋税，同时享受免除十年劳役的特权；若遭遇自然灾害，还会酌情再减赋税。
    优厚的安抚政策，不仅吸引了大量流亡塞外的汉人纷纷回归，还吸引了周边众多少数民族主动归附，仅党项羌一族，前后内附者就多达三十万口。贞观三年，据户部官方统计，仅当年从中原塞外回归的汉人、突厥等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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