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九十六章 这江南,最是腐蚀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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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品味,忽生感慨,放下银箸,望着殿外庭院中郁郁葱葱的南方草木,幽幽叹道:
    “朕如今,算是有些明白,为何当年太宗文皇帝甫一登基,便力排众议,执意要将国都从这金陵故地,北迁至燕京了。”
    朱慈烺闻言,也停下了筷子,看向父皇,静待下文。
    崇祯的语调带着一种复杂的恍然与自省:
    “这江南之地,固然是鱼米之乡,繁华锦绣,气候温润,物产丰饶,最是养人。然则……此间富贵温柔,锦绣膏粱,却也最是消磨人的志气,腐蚀人的心性啊!”
    “朕在南京不过月余,每日所见,无不是精巧园林、曼妙歌舞、玉盘珍馐,耳中所闻,皆是吴侬软语、阿谀奉承……不知不觉,竟已有些懈怠松弛,耽于安逸了。”
    “今日被你撞见这般景象,朕自己回想,亦觉赧然,若长居于此,三年五载,恐怕……恐怕朕真会沉溺其中,忘了北疆烽烟,忘了肩头重任,成了史书中所讥的‘守成昏君’亦未可知。”
    “太宗皇帝雄才大略,所见深远,迁都北平,固然有控扼北疆、天子守国门之战略考量,只怕……也有远离这江南奢靡之风,以砺君王心志之深意吧。”
    这番话,说得颇为诚恳,带着一丝后怕与自嘲。
    朱慈烺听着,心中亦是微微一动。
    他放下筷子,正色道:
    “父皇能作此想,足见警醒,江南富庶,乃国家之福,然其风气柔靡,亦是实情,太宗皇帝迁都,确是雄图远略,定都北方,使朝廷重心北移,直面最大的外患,君王将相不敢一日懈怠,文武风气亦能保持刚健。”
    “纵观史册,凡以南方为政权中心之王朝,确多享国不久,或偏安一隅,难有混一宇内、长期强盛者,其中关窍,恐非偶然,父皇今日之感,正是切身体会。”
    崇祯点了点头,不再多言,只是默默用餐,但眉宇间那丝因安逸生活而带来的慵懒,似乎被这番谈话驱散了不少。
    用罢午膳,又稍坐饮茶消食后,朱慈烺便起身告辞。
    崇祯也未多留,只是嘱咐他行事多加小心。
    离开澄瑞殿,朱慈烺并未立刻回自己的住处,而是先去处理了一些积压的文书。
    而接下来的两日,无论是朱慈烺还是崇祯,都仿佛将那夜秦淮河的风波以及随后满城流传的骇人流言彻底遗忘,对任何相关奏报或求见,皆置若罔闻。
    皇帝行宫和太子驻跸之处,大门紧闭,除了必要的日常事务,不见任何外臣,尤其是那些惶惶不可终日的勋贵。
    这种刻意的、长达两日的沉默,比任何雷霆震怒都更让南京的勋贵们恐惧。
    流言在寂静中发酵,恐慌在等待中蔓延。
    以魏国公、诚意伯为首,大大小小的勋贵们,走马灯似的试图求见皇帝、太子,甚至托关系、找门路,想要打探消息,表明心迹,但统统被挡了回来。
    宫门侍卫只有一句冰冷的回复:
    “陛下、殿下有旨,近日斋戒静心,概不见外臣。”
    越是得不到回应,心中的猜忌和恐惧就越发滋长。
    各种可怕的猜测在勋贵圈子私下流传:
    皇帝是不是要借题发挥,彻底清算南京勋贵?太子是不是要拿他们开刀,杀鸡儆猴?
    那夜到底发生了什么,让天家如此震怒?
    长宁伯家那逆子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
    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家那个不成器的儿子?
    整个南京的勋贵圈子,在这两日里,可谓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往日里嚣张跋扈、不可一世的公侯伯爷们,此刻个个如同热锅上的蚂蚁,食不知味,夜不能寐,只觉得头顶那柄名为“天威”的利剑,悬得越来越低,寒气刺骨。
    他们聚在一起商议,除了互相抱怨、咒骂惹祸的长宁伯家,便是绞尽脑汁想着如何上请罪折子,如何切割关系,如何表达忠心,如何能在这即将到来的、看似无可避免的“风暴”中,保住家族的爵位和富贵。
    崇祯和朱慈烺父子这有意无意的“冷处理”,如同一张不断收紧的大网,将南京勋贵们的心神牢牢束缚,恐惧的种子已然深种,只待那最终掀开底牌、给出“生路”亦或“死路”的一刻。
    而这一切,都在朱慈烺的掌控与算计之中。
    令人窒息的两日沉寂之后,第三日清晨,南京行宫“承天殿”前,钟鼓齐鸣,卤簿仪仗森然排列。
    年长的太监手捧明黄织锦卷轴,在两名随堂太监的簇拥下,神情肃穆地走至丹陛之上,面对早已接到传召、忐忑不安聚集在殿前广场上的南京守备勋贵、文武大员,展开了手中那份牵动无数人心的圣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当那庄严肃穆、不容置疑的宣旨声响起时,许多勋贵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然而,圣旨的内容,却并未如他们最恐惧的那样,直接点名问罪、抄家夺爵。
    相反,它以一种忧国忧民、高瞻远瞩的姿态展开:
    “朕自南巡抵宁,观风问俗,见留都南京,承平百五十余载,人物阜盛,文教昌明,此诚江南之幸,社稷之福,然,承平日久,武备易弛,此亦自然之理,朕观南京诸卫所官兵,军容虽整,然久疏战阵,弓马生疏,勋贵子弟,世受国恩,然多耽于安乐,不习兵事。此非将士之过,实乃太平之弊也……”
    圣旨先是定下基调,指出南京因长期和平导致军备废弛、武风不振,但将责任归于“太平之弊”,而非具体个人,这稍稍缓解了勋贵们的恐惧。
    “夫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无强兵,何以卫社稷、安黎民?辽东未靖,四夷或有觊觎,岂可因江南富庶而忘战备耶?朕夙夜忧思,为固国本、振军威、储将才计,特谕:”
    关键部分来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着即从南京京营、孝陵卫、及上元、江宁、江浦等各卫所中,精选精锐官兵八千,整编为‘南京新军’,此军专为整训而设,不隶南京留守,直归兵部统辖。”
    “另,为示朝廷信重留都勋臣,亦为给勋贵子弟历练报国之机,特令南京各勋贵之家,凡有适龄、身体康健、略通文墨之嫡子,皆可报名,经兵部、五军都督府考核后,择优授予此‘南京新军’中之试百户、总旗、小旗等军职,随军北上,入驻京师新军讲武堂,接受为期一载之严格操演训谏!”
    “校官”?
    授予实职军衔,入新军,北上京师受训!
    圣旨的措辞极其“漂亮”。
    它绝口不提“惩罚”、“人质”,而是将此事包装成“皇帝为整顿国防、储备人才”的“国策”,以及对南京勋贵子弟的“信重”与“恩典”。
    让你们家的儿子去当军官,去掌握兵权,去天子脚下接受最先进的军事训练,这是“擢用”,是“培养”,是“给机会”!谁敢说这是坏事?谁敢公然反对朝廷“整军经武、培养将才”的“美意”?
    至于训练结束后去向何方,圣旨语焉不详,只说是“以备国用”。
    但“辽东未靖”四字,已如阴云,悄然悬在了一些嗅觉灵敏者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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