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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弟麋芳仍留东海，守其祖业。
这反而让刘备更注重麋竺了，毕竟不用再考虑麋芳可能叛变的事情。
于是刘备执麋竺之手，郑重嘱托道：「子仲，泰山地狭民少，且偏居一隅。」
「长沙则不同，其沃野千里，稻作一年两熟，只待兴修起水利，农业必然极度发达，百姓不缺衣食。」
「更兼长沙北通江陵，南达交广，东连吴会，湘江纵贯全境，舟船往来如织，其物产丰饶，商贾辐辏，正是大兴工商、通货积财之地。」
「我闻农业为立郡之本，工商为富郡之基！」
「今以子仲为金曹掾，掌一郡盐铁、市贸、商税之务。」
「子仲家世货殖，深谙商道，正可于此大展身手。我意于临湘城外新设瓷窑，烧制长沙之瓷，顺湘江而下，远销荆扬交广。」
「寇氏冶铁之术甲于荆南，子仲可与之联手，广开铁官，所铸农具兵刃非独供长沙，亦可外销诸郡。」
「更可于湘江沿岸广植桑树，教民养蚕缫丝，数年后长沙之绢亦当与齐鲁争衡。凡此种种，皆仰赖子仲运筹调度。」
麋竺双手接过印绶，慨然道：「府君以工商之政相托，竺敢不竭尽所能。昔陶朱公三致千金，商贾之道，贵在通流。」
「长沙既有此天时地利，竺当以手中之钱，为府君通四方之货，聚天下之财。」
有这么多贤臣良吏为刘备处理政务，郡府政务可谓无忧矣。
于是他开始大刀阔斧地整顿各县，毕竟一郡之治，根基还是在于县乡。
而长沙的县治，几乎崩溃。
不仅因为区星之乱，导致许多长吏委城郭，窜伏山野。
更是因为刘备的到来，很多长吏在闻刘备将至之后，便挂印而去。
这些人也是非常的识时务，都清楚，与其等田丰巡县、查出历年贪墨隐匿的旧帐，不如趁早脱身。
毕竟挂印而走，刘备尚可既往不咎。
若等督邮上门核查计簿，那一笔笔匿田、一户户隐口的罪证摆在面前，便是下狱抄家之祸。
十三县中仅存两县令、六县丞，至于县尉，更是已全部去职。
这反倒给了刘备大展拳脚的机会。
他乃以麾下文武分任各县长吏，程普任临湘令，牵招任罗县令，孙干任益阳令，田豫任攸县令，繁恕任醴陵长，耿武任湘南长，阎柔任昭陵长，薛悌任容陵长，其余各县亦各有亲信出任。
县丞、县尉之职，则从泰山带来的旧部中择其通文墨、晓律令者充之。
旬月之间，长沙十三县长吏焕然一新。
然而即便如此，刘备仍不满足。
以他多年的经验，汉室基层政务的真正执行者，不是县令，而是那些斗食小吏一亭长、啬夫、游徼、乡佐。
这些人世代盘踞乡里，与本地豪强同气连枝，政令推行到乡亭一层，往往被这些人阳奉阴违，甚至暗中阻挠。
泰山时刘备便经历过这一幕，清查匿田时，乡亭小吏私相授受、隐瞒不报者比比皆是，最后还是靠督邮逐乡核查，方才勉强推行。
长沙豪强之势远胜泰山，若乡亭小吏仍是彼辈族中子弟，则丈量田亩、清查户口、计亩征税诸法，必将寸步难行。
于是刘备断然下令：长沙一郡十三县，所有亭长尽罢。
这亭长尽罢，不是免其职，而直废其制！
自此之后，长沙境内不复设亭。
而刘备之所以如此，也是因为亭长之职已经有冗官之弊。
按汉制，十里一亭，亭有亭长，主捕盗贼、调纠纷、宿邮传。
但一县之内，既有县尉统乡亭之兵、督捕盗贼，又有游徼巡行乡里、禁司奸盗，更有啬夫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
亭长之责，与游徼、啬夫犬牙交错，一事而三官共治，令出多门，民不知所从。
更兼亭长多以本地豪强子弟充任，名为官吏，实为豪族耳目，彼辈盘踞乡亭，与县吏上下其手，郡府政令至乡，往往梗阻不行。
如今刘备已令各县设贼曹掾一人、贼曹吏数人，专司捕盗缉贼之责，又有游徼巡行乡里、禁司奸盗，亭长之职愈发形同赘疣。
废之，既可省冗吏以减民负，又可绝豪强在乡亭的爪牙之利，一举两得。
从此长沙郡府便形成了郡、县、乡、里四级，不复有亭。
原属亭长的捕盗、邮传、调解之责，悉数并入乡一级游微麾下。
游徼本主徼循禁盗，兼亭长之职正合其宜，一乡之内，治安之权尽归一人，不再三官并立、令出多门。
但若仅将亭长之权归入游徼，而不改游徼，恐必生新弊。
游徼以往多由本地豪侠充任，这些人世代盘踞乡里，与豪强大族同气连枝。
如今亭长虽废，游徼之权大增，若仍为豪强把持，则废亭之举不过是将分散的爪牙整合为更强大的爪牙，使乡政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