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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多个回家省亲的兵里，最不起眼的一个叫张福贵。
一营一连三排的下士，湘西凤凰县下面一个叫莲花坝的小村子人，今年二十三岁。
这个名字跟他的人一样普通，在这个时代的乡下，随便一个村子里恐怕都能找出两三个叫福贵、富贵、福生的后生。
他妈生他的时候难产，差点一尸两命，好不容易生下来了，他爹心里又喜又怕，就在堂屋的祖宗牌位前磕了三个头，取了这么个讨彩头的名字。
福贵福贵，有福有贵。
乡下人对名字的期望就是这么朴素。
张福贵是1943年74军在凤凰县城招兵的时候入的伍，他是自愿报的名。
不是因为满腔热血要杀鬼子，是因为家里实在太穷了，当兵至少能吃饱饭，军饷虽然少得可怜，但好歹隔几个月能往家里寄几块钱。
他走的那天是个阴天，莲花坝的山路上雾蒙蒙的，已经有了七个月的妻子挺着显怀的肚子送他到村口的老桥头。
他的妻叫李秀莲，比他小一岁，两个人从小在一个村子长大。
他家在村东头，她家在村西头，中间隔着一条小河和一大片稻田。小时候两个人一起在河里摸鱼、一起在山坡上割猪草、一起偷村头王婆婆家的柿子......
二十岁那年两家定了亲，彩礼是两匹土布、一只猪后腿和四罐高粱酒。
婚礼很简陋但很热闹，全村的人都来吃席，张福贵灌了个烂醉，在新房门口对着月亮傻笑了半宿。
新婚不过一年多，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他要离开。
走的时候，秀莲没哭。她把丈夫的包袱皮打了又开、开了又打，最后硬塞了十几个她连夜煮的鸡蛋进去，那也是家里的鸡奋斗一个月的成果，平时都是拿去县城换钱的。
“福贵。”
秀莲站在桥头，手拽着他的衣角。
“你什么时候回来？”
张福贵看着妻子那张还带着几分稚气的脸。她梳着一根粗辫子，额前一缕碎发被风吹到了眼睛上。
“快的话年底就回来了。”张福贵伸手拨开那缕头发，回答妻子。
他自己也不信这句话。
但他没有别的话可以说。
“那你……一定要回来。”
“一定回来。”
他走了。
从74军新兵训练营到补充到独立旅一连三排。他的入伍编号被写在一个油印的花名册上，和另外几百个一模一样的名字排在一起，像田里的秧苗一样密密麻麻。
没有人会特别注意到这个名字。
一营一连三排二等兵张福贵，就这样，被无声地编进了一台巨大的战争机器里。
张福贵被指派为爆破兵，因为他跑得快、胆子大、而且身体灵活得像条泥鳅。
张福贵立功了，在攻破龙陵外围的战斗中，做为尖刀连的一份子，他抱着炸药包，连炸了三个日军碉堡。
第一个碉堡，他匍匐前进了八十米，将炸药包塞进射击孔，拉了火索就跑。碉堡在他身后炸开的时候，弹片削掉了他肩膀上一大块肉。
第二个碉堡，日军已经有了防备。
他被压制在一个弹坑里动弹不得，机枪的弹雨把弹坑边缘的泥土打得飞溅。他在弹坑里趴了整整五分钟，趁日军换弹药的间歇一跃而起，把炸药包像投手榴弹一样甩了出去。
第三个碉堡是最危险的一次。
因为下雨，裹着防雨布炸药包的引信受了潮，点了两次才着。他抱着嗞嗞冒烟的炸药包冲到碉堡边，塞进去的一刹那，一个日军从射击孔里伸出刺刀朝他刺过来，刀尖划穿了他的左臂。
他咬着牙把炸药包踹进去，连滚带爬地跑了不足10米，碉堡就炸了，气浪把他掀起来甩出去好几米。
原本的二等兵晋升为陆军下士，但也因此在左臂上留了一道疤——从肘关节到手腕，像一条歪歪扭扭的蜈蚣。
他在写给秀莲的信里从来没有提过这些。
信是托识字的战友帮他写的，内容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我在外面挺好的，吃得饱穿得暖。你在家照顾好自己，等我回来。”
但大部分信其实都没寄出去，此时中国西南烽火连天，中日防线犬牙交错，就连城市信件都邮递困难，更别说小山村了。
但好在，1945年的腊月间，张福贵踏上了回莲花坝的路。
独立旅驻地距离凤凰县，整整500里。
原本需要至少4天的路，背着将近45斤背囊的张福贵不到3天就走完了。
最后那段路是下午四点多到的。
莲花坝还是那个莲花坝。
山围着田，田围着村，村子外面的小河还在哗哗地流着。河边洗衣服的几个老太太看到一个穿军装的后生从山道上走下来，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其中一个突然“哎呀”了一声——
“这不是福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