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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反应是孩子跑远了，或者是躲在哪棵树后面跟她捉迷藏。
她绕着静心湖找了一整圈，喊着龚明宇的名字，嗓子都喊哑了，也没见人影。
那一刻，她才意识到出事了。
她疯了一样跑回别墅，把这消息告诉了龚赫的太太马丽雯。
马丽雯当时就晕过去了。
正在公司开会的龚赫接到电话，直接带着公司里几十号员工，加上小区的保安，把静心湖周围翻了个底朝天。
甚至掏钱连湖里都让人下去摸了。
一无所获。
直到天快黑了，龚赫才报了警。
“如果是普通的拐卖，孩子这时候可能已经上了出省的长途车，或者被藏在哪个出租屋里等着转手了。”
江源合上第一部分卷宗，“但你们既然这么急，肯定是有别的发现。”
“没错。”梁永坡脸色阴沉下来，“当天晚上，事情就变质了。”
他让江源翻到卷宗的后半部分。
那里夹着几张现场勘查的照片。
照片上是一辆停在路边的灰色面包车，车身满是灰尘，车门开着，里面乱七八糟。
“这是当天凌晨，我们在距离静心湖七公里外的一条废弃公路上发现的。”梁永坡指着照片，“这辆车是报废车，发动机号都被磨平了。”
“我们在车后座上，发现了龚明宇失踪时穿的一件外套。”
江源看着那张外套的照片。衣服很干净，没有破损，被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后座上。
这不像是孩子自己脱下来的，更像是被人脱下来后特意放好的。
“在外套口袋里，我们找到了一张纸条。”
梁永坡从档案袋最底层抽出一张复印件，递给江源。
复印件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是用报纸上剪下来的字拼贴而成的：
【准备七十万旧钞，不连号。等电话。敢报警，收尸。】
江源盯着那张纸条，眼神冷了下来。
这不是拐卖。
这是绑架。
而且是有预谋、有计划的绑架。
“七十万。”江源手指轻轻敲击着膝盖，“在1999年，这是一笔巨款。”
“是啊。”梁永坡咬着牙，“龚赫是有钱，但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绑匪很清楚龚赫的家底，知道他拿得出这笔钱，也知道这个独生子就是他的命门。”
“龚赫看到这张纸条，当时就跪下了，求我们一定要救他儿子。他说钱不是问题，多少钱他都给，只要孩子没事。”
车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车厢里的气氛压抑得让人透不过气。
“现在的问题是，市里面对这个案子非常关注。”梁永坡的声音里透着疲惫，“龚赫是我们市的纳税大户，也是省人大代表。他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绑架，这影响太恶劣了。”
“市长昨天亲自给我打了电话，下了死命令。原话是：‘我不看过程，只看结果。必须保证人质安全，孩子要是出了事，你这个支队长就别干了，我也要去省里做检讨！’”
梁永坡苦笑一声，揉了揉满是红血丝的眼睛。
“小江，你是干刑侦的，你也知道，这种绑架案，最难的不是抓人，而是救人。”
“这帮绑匪是有准备的，他们把孩子藏在哪儿？有几个人看守？有没有武器？这些我们都不知道。”
“如果我不管不顾，直接布控，等他们拿钱的时候抓人，我有十种办法把他们按住。但那样一来，孩子怎么办？”
“一旦绑匪发现风吹草动，或者拿不到钱，撕票的可能性极大。”
“我不敢赌啊。”
江源理解梁永坡的难处。
绑架案侦破的核心矛盾，永远是“抓捕”与“解救”之间的平衡。
如果只为了破案，警察可以布下天罗地网，等绑匪露头就秒。
但那样做，往往意味着人质的极度危险。
尤其是在没有技术定位手段的年代，一旦绑匪切断联系或者感到威胁，孩子生还的几率微乎其微。
梁永坡转过头，看着江源，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我听赵同伟说，你在哈城那个案子里，从一辆被清理过的夏利车里提取到了关键指纹，还通过微量物证锁定了嫌疑人的职业特征。”
“我就想请你出山，用你的这双眼睛，再去看看那辆车。”
“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我们漏掉的东西。哪怕是一根头发，一点灰尘，只要能指向绑匪的藏身地，或者哪怕能缩小一点排查范围，也是救命的稻草。”
江源看着梁永坡那张写满焦虑的脸，点了点头。
他没有说什么“尽力而为”的客套话。
他把卷宗重新装回档案袋，系好绳子，放在膝盖上。
“车现在在哪？”江源问。
“拖回车辆检修所了。”
“直接去那儿。”江源说，“我要看车。”
“如果是求财，在这个交易达成之前，孩子暂时是安全的。但这个安全期非常脆弱。”
“三天，对于一个五岁的孩子来说，生理和心理的承受能力都快到极限了。”
“好！”梁永坡不再废话，转头对司机大声说道，“老张，加速！直接去车辆检修所！把勘察灯给我架好，把最好的设备都拿出来！”
警车在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警灯划破夜空。
江源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那辆灰色面包车的照片。
七公里的距离。
从静心湖到废弃公路。
这是一段并不算长的路程，但对于绑匪来说，这是他们转移人质、隐藏行踪的关键环节。
他们为什么把车扔在那儿？
是换车了？还是到了藏身点附近？
车里留下的衣服和纸条，是示威，还是诱饵？
在微观的世界里，总有一些东西，是抹不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