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糙的木桌，墙上斑驳的粉笔字，还有深夜时分的窃窃私语和恍然大悟的轻呼……
这一切，构成了他重生后最真实的温暖。
“大家放心。”陆怀民站起来，“我们两个去县里，不只是为自己学。我们会把听到的、看到的，都记下来，带回来。咱们这个学习小组，不会散！”
“对！不会散！”所有人异口同声。
……
第二天凌晨四点，天还黑着。
陆怀民轻手轻脚地起床，母亲已经等在灶间。
锅里是热腾腾的玉米糊，桌上放着两个窝头，还有一小罐腌萝卜。
“多吃点，路上远。”母亲把窝头塞进他怀里。
父亲也起来了，默默检查他的行李——几本最核心的课本，一个装满水的军用水壶，一小包干粮，还有那支英雄钢笔。
“走吧，别误了车。”
父子俩一前一后走出院子。晨雾很浓，几步之外就看不清人影。
村口的土路上，李文斌已经等在那里。他也背着一个旧书包，眼镜片在微光中反着光。
“陆叔，怀民。”
“走吧。”
三人沉默地走在土路上。脚步声在雾中显得沉闷而清晰。
走了约莫半个小时，到了公社汽车站——其实就是一个土台子，旁边立着块木牌，写着“青阳镇—县城”。
天边泛起鱼肚白时，班车来了。
是一辆老旧的公共汽车，绿色的漆皮斑驳脱落，车窗玻璃上沾满泥点。
车上已经坐了些人，大多是去县城办事的公社干部，或走亲戚的农民。
陆怀民和李文斌上了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父亲站在车窗外，什么也没说，只是挥了挥手。
车开动了。
陆怀民透过模糊的车窗，看着父亲的身影在晨雾中渐渐缩小，最终消失。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第9章去县里(第2/2页)
李文斌小声说：“怀民，紧张吗？”
陆怀民摇摇头，又点点头：“有一点。”
“我也是。”李文斌推了推眼镜，“但更多的是……期待。”
期待。
这个词，精准地概括了此刻的心情。
班车摇摇晃晃开了近两个小时，到达县城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
县城的街道比青阳镇宽敞许多，两旁的房子大多是砖瓦结构，偶尔能看到两三层的小楼。
街上行人明显多了，自行车叮铃铃地穿梭，还有几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缓慢驶过。
“到了。”司机喊了一声。
陆怀民和李文斌下了车，站在陌生的街道上，有些茫然。
“文化馆……在哪儿？”李文斌张望着。
一个推着自行车的中年人经过，听见他们的对话，停下来：“你们是来参加那个培训班的吧？”
“对，同志，请问文化馆怎么走？”
“往前走，过两个路口，右拐，看见一个灰色三层楼就是。”中年人热心地说，“今天来了不少人，你们顺着人流走也行。”
果然，往前走了一段，就看到三三两两的年轻人，都背着书包或挎着布包，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这些年轻人大多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或绿军装，有的戴着眼镜，有的手里还拿着书，边走边看。
年龄参差不齐，有看起来不到二十岁的，也有三十出头的，甚至有几个明显已经结了婚、脸上带着沧桑的。
但所有人的眼睛里，都有一种相似的东西——渴望，和紧张。
陆怀民和李文斌跟着人群，很快看到了那栋灰色三层楼。
楼是苏式建筑，方正正，墙面上刷着已经褪色的标语：“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楼前有个小广场，此刻站满了人，黑压压一片，足有上百号。
“这么多人……”李文斌深吸一口气。
广场边上摆了几张桌子，几个工作人员正在登记。
“排队！排队！按公社排队！”一个戴眼镜的女同志拿着铁皮喇叭喊。
陆怀民和李文斌找到青阳公社的牌子，排进队伍。
队伍移动得很慢。每个人都要登记姓名、年龄、文化程度，还要出示生产队的推荐信。
轮到陆怀民时，登记的女同志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陆家湾的？”
“是。”
“十六岁？”
“是。”
女同志在表格上记下，又看了一眼他的推荐信：“初中毕业就在家务农？”
“是。”
“嗯。”她没再多问，递过来一张油印的听课证，“进去吧。九点准时上课，迟到超过十分钟就不让进了。”
“谢谢。”
陆怀民接过听课证——一张粗糙的纸片，上面手写着编号“077”，盖着“县文化馆”的红章。
他和李文斌走进文化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