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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0年开始，
旱灾、匪患、洪水如同三道绞索，将整个豫省勒得喘不过气。
土地龟裂，村庄荒芜，人如秋草般成片倒下。
终于，这场缓慢而残忍的灾难在第二年彻底爆发，
数百万人被从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连根拔起，
像失去方向的沙尘般四处飘荡。
他们中三分之二的人盲目地朝着西边或南边逃亡，
指望在更远的地方寻到一线生机。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超过百万的男女老幼，
则怀着最后一点模糊的希望，
陆陆续续朝着相对富庶的豫东艰难移动。
以商都城为核心的第三绥靖区十五县，
成了这绝望人流眼中最后一道“生门”。
为了应对这场几乎要吞噬一切的灾难，
第三绥靖公署已经动用了所有能动用的力量。
从专员到最基层的保长，所有人都被推到了极限。
在治下的十五个县内，共计设立了四百三十七个赈济点。
每个点都支着大量的铁锅，锅底下柴火日夜不熄，
锅里面稀薄的粥水微微翻滚，
散发出混杂着野菜与少量米粮的气味。
第11军的士兵被成建制地抽调出来，配合警察，
荷枪实弹地镇守在粥棚、粮仓和未成熟的粮食地里。
他们的枪口对着外面，刺刀在昏黄的日光下反射出没有暖意的光芒。
在赈灾初期，也曾经发生过饥民冲击粮仓的事件，
在密集的枪响和明晃晃的刺刀见红后，
混乱被强行压制了下去。
在这里，仁慈必须用钢铁来捍卫。
公署高层十分清楚，
在灾年里，流民队伍中的青壮年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变量。
于是，在那一面面“以工代赈”的大旗下，
庞大的工人队被组建起来。
青壮年男性被发动起来编入“工人队”，
他们的任务繁重——在干裂的土地上深挖水井以抗旱，
疏通淤塞的排水渠，修缮破碎的公路，
更重要的是，
要在豫东平原上修筑起防御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永久性反坦克壕和碉堡群。
他们虽然累，但每天能领到干粮，算是有了活路。
然而，涌入豫东的灾民数量很快就超出了所有人的预计。
根据绥靖公署统计处疲惫不堪的职员们拼凑出的数据，
豫省近乎三分之一的受灾人口，
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如同溃堤之水，
涌入了这片原本就负担沉重的区域。
公署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而那曾被视作“海量”的战备粮库存，
在以每天数十万斤的速度消耗下，也迅速显出了它的极限。
第三绥靖区根本无力支撑对所有难民实行“以工代赈”的高标准配给。
所以工人队目前只接纳15-35岁的四肢健全的男性青壮年。
其余的，老人、女人、孩子，以及所有不够“标准”的男性，
只能被归入难民身份，领取分量和营养都不断缩水的赈济粥。
粮食问题，成了悬在整个豫东头顶、越来越沉重的巨石。
目前豫东用于赈灾的粮食主要依赖三个渠道：
第一个，也是最核心的支柱，是本地的战备粮储备。
这要归功于公署长官包国维，
在两年前以强硬和远见手段和政策计划，
在豫省局势尚好时，顶住各方压力，近乎偏执地推行了“囤积令”。
公署以各种手段，从本地和周边收购、储备了数量惊人的粮食。
如今，这批深埋于地下或隐秘仓库中的谷物，
成了维系四百多个粥棚不至于断炊的“定海神针”，
也是陈松柏和整个绥靖公署还能勉强保持镇定的最后底气。
第二个渠道是商业购粮。
公署发动并授权境内的商会组织，
从周边邻省甚至更远的江南地区购买粮食运入豫东。
主要由“豫东联合商会”牵头。
但公署为了稳定民心，在饥荒初期强行压低了境内的粮食售价，
这导致大多数商社心中怨恨公署，态度也开始转变，阳奉阴违。
目前只有豫省商会会长安牧霖直接掌控的“安氏商贸公司”，
以及少数几家新近才进入豫东、试图在此立足的小商社，
还在真正地奔走努力，想方设法突破封锁和重重阻碍，
艰难地运回一车车救命的粮食。
最后一个渠道则是带着巨大的风险，
第11军的情报部门利用与日军第四师团的某些“特殊关系”，
以及华北日军在补给调配中存在的漏洞，
通过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