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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诸邦，第一反应便是警惕、排斥、本能反对。
更深一层，这些文臣心中还藏着一层朝堂权力的算计，只是不便明说。
自本朝立国以来，文臣统摄朝政、制衡武勋，已成定例。
李骜本是武勋贵胄，如今又在南洋立下不世之功，手握水师、实业、拓殖大权，声威早已震动朝野。
若再让他尽平南洋、拓土万里，则武勋集团权势必将再度膨胀，文臣数十年苦心维持的以文制武、文官主政的格局，便有被打破之危。
到那时，武勋恃功而骄、兵权在外、威震海内，他们这些文臣，还如何以道义、礼法、祖制制衡武将？
私心与旧念一合，这群保守儒臣顿时同仇敌忾。
话音刚落，文臣班中立刻有三四名翰林院编修、监察御史、国子监博士纷纷出列，躬身附议，你一言我一语，把反对之声越拱越响：
“陛下，宋大人所言极是！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无故远征海外，是启衅端、耗国力、失仁义于天下！”
“陛下，王者不治夷狄，上古圣王、汉唐明君，皆不贪化外之地，不役远方之民。劳万里之师，争荒岛之利，非仁君所为！”
“陛下，中原百姓赋税未减，水旱未平，边境未安，此时不务本安民，却远争南洋，舍本逐末，虚耗根本，臣恐他日海内空虚，悔之无及！”
“陛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何须动水师、加兵革？一旦开战，将士葬身风涛，国库一耗空，是得不偿失！”
“陛下，吕宋已成，守之可矣，何必贪得无厌，尽取诸邦？穷兵黩武，古之所戒，愿陛下三思！”
他们引《论语》《孟子》《春秋》大义，句句不离仁义、德治、安民、止战、祖制、圣道，语气恳切、神态凛然，仿佛反对远征，便是守护大明江山社稷、守护儒家道统。
一时间，大殿左侧文臣班末，反对之声连成一片，虽人数不多，却气势不弱，摆出一副以正道抗功利、以儒术阻开边的姿态，大有死谏到底的意味。
这些人，是大明朝堂里最坚定的守旧派：不图南洋之利，不慕开疆之功，只死守心中那套“重华夏轻四夷、重文轻武、重农轻商、重安轻拓”的旧理，把一切海外拓殖，都视作离经叛道、穷兵黩武、舍本逐末。
只是他们还没意识到——此刻的奉天殿上，人心早已向南洋。
吕宋的暴利摆在眼前，满朝文武的切身利益绑在其中，仅凭几句圣贤古训、几篇迂腐之论，早已拦不住这股席卷天下的拓殖大潮。
他们越是引经据典、慷慨陈词，在早已被南洋黄金、蔗糖、白银、关税喂红了眼的重臣们看来，就越是不合时宜、迂腐可笑、挡人富贵。
一场围绕南洋万里海疆的道义之争、利益之争、权力之争，已然在奉天殿上，彻底摊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