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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4章从李小龙到新加坡(第1/2页)
在电影工业里必须承认一个规律，当电影讲述一个故事时，导演的叙事视角非常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规律，凡是不承担后果的决策行为，都是在耍流氓。
所以，托纳多雷用1美元，换来了这个附带后果的权力。
1980年11月5日，清晨六点半。
清水湾片场食堂，托纳多雷放下手中的南洋史料复印件，抬起头看向谭咏麟。
“谭先生，你刚才说那些南洋青年回国，是因为‘受够了’？”
意大利导演的手指，敲了敲桌面上“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照片，“但我在想，回去打仗是一种反抗，留下来建设，是不是另一种反抗？”
谭咏麟正要咬馒头的动作停住了。
“留下来、建设？”
“对！”
托纳多雷翻开笔记本新的一页，上面是他昨晚用意大利语，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我在罗马时，研究过新加坡。1965年它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在电视上哭着演讲。一个没有自然资源、连饮用水，都要靠邻国的岛国，被踢出了马来西亚联邦。”
他顿了顿，用不太流利但清晰的英语继续说。
“时至今日，新加坡已然成为了亚洲四小龙之一。那些南洋华人，没有选择回国打仗，而是在另一个地方，用另一种方式，修补出了一个新国家。”
食堂里安静下来。
连正在盛粥的张国荣，都停下了动作。
“导演，您的意思是？”
许鞍华从门口走进来，手里拿着刚到的传真。
“我的意思是，《故土之心》不能只拍牺牲，还要拍另一种选择。”
托纳多雷站起来，走到墙边那幅南洋地图前。
“1938年，一部分南洋青年，选择回国抗日，这是李小龙式的‘用拳头打出一条路’。但还有一部分人，在战后选择了另一条路，在废墟上建设一个新的、不用再看人眼色的家园。”
他指着地图上的新加坡：“这才是南洋华人，最震撼的‘修补’。不是修补旧屋，是平地起高楼；不是等待故国强大，是自己亲手建一个，能挺直腰杆的祖国。”
赵鑫端着豆浆走进食堂，正好听到这段话。
他站在原地，脑子里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接通了。
五年来，他一直在想“复兴港娱”，到底该怎样去复兴？
是回到邵氏武侠的黄金时代？
还是创造新的潮流？
现在他明白了。
复兴，不是回到过去某个完美的状态。
时移事异，那种状态根本不存在。
复兴是新加坡式的：
承认伤疤，承认屈辱。
承认“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曾真实存在过。
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用一代人、两代人的拼命。
建起一个让子孙后代，不用再看见那块牌子的地方。
“导演。”
赵鑫放下豆浆，“您想怎么拍这种‘修补’？”
托纳多雷转过身，眼睛里有种猎人发现猎物时的亮光。
“三条线并行。”
他在白板上，画下三条线：
“第一条线：1938-1945，南洋青年回国抗战。这是李小龙的‘虎头’，用最激烈的方式反抗。”
“第二条线：1945-1965，幸存者与等待。这是黄月萍式的‘等待’，用一生去铭记。”
“第三条线：1965-1980，新加坡建国。这才是真正的‘尾巴’，用建设回答当年那个问题：‘如何亮？’”
他顿了顿，声音变得低沉。
“电影最后十分钟，我要拍一个蒙太奇。1965年李光耀的眼泪，接1980年新加坡的摩天大楼；1938年‘华人与狗’的牌子，接1980年新加坡宪法里‘种族平等’的条款；南洋先辈墓地的荒草，接新加坡整洁的组屋区。”
“然后打出一行字：有些问题，需要一代人用牺牲来问，另一代人用建设来答。”
食堂里，久久无人说话。
谭咏麟第一个打破沉默，声音有点哑：“导演，那我的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不该叫‘记忆邮局’。”
托纳多雷看向他，“应该叫‘建设者之歌’。观众进来不是写信给过去，是写下他们想在香港建设什么？建设一个怎样的娱乐产业，建设一个怎样的文化生态？唱完歌，这些信收集起来，不是寄往南洋，是贴在红馆外面的‘建设墙’上。”
张国荣轻声说：“那我的独白演唱会，就不该在仿制的空屋里办。应该在正在建设的地盘上。观众戴安全帽进来，我穿着工装唱歌。唱的是修补，更是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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