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3章　传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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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4月19日，北京，小公寓。
    那个信封是下午三点多放进门的，普通的白色信封，左上角印着北京市某区人民法院的名称和地址，林煜的名字和地址用正楷写在中间，写得很工整。
    他拆开，抽出里面的文件，站在门口看完。
    是传票，要求他以专家证人身份出庭，案由是“医疗器械使用损害责任纠纷“，原告是一个叫做张建国的人，被告是协和医院和NeuroLink中国区运营方，开庭日期是五月二十三日，上午九点。
    附件是一份简单的案情说明，林煜把它看了一遍。
    患者男性，五十一岁，三年前因重度意识障碍使用CDAS治疗，完成完整疗程后意识恢复，但在此后一年半内陆续出现严重的感觉过载症状，后经诊断确认存在不可逆的神经损伤。家属认为损伤与CDAS治疗直接相关，医院和技术提供方存在告知不充分和使用规范缺失的问题，要求赔偿，并申请法庭就技术层面的因果关系作出认定。
    法院在查阅相关文献和专利记录后，认定林煜是CDAS核心算法的原始发明人，具备最高技术权威性，故要求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就技术问题提供证词。
    林煜把文件叠好，放回信封，拿着它走进客厅，坐下来。
    他在沙发上坐了大概二十分钟，没有打开手机，也没有开电脑，就是坐着，把那个信封放在腿上，感受了一下这件事的重量。
    感觉过载，神经损伤，不可逆——他见过这些词，它们不是陌生的词，他的母亲当年也有过感觉过载，当时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调出那个让她不再疼的参数。
    他现在不知道这个案子里的患者是什么情况，不知道损伤程度，不知道治疗过程的具体参数，不知道是哪个版本的CDAS，不知道有没有按照操作规范执行，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不足以在此刻做任何判断。
    他只知道那份传票是真实的，开庭日期是五月二十三日，他必须出庭。
    这件事没有别的选择，不像公交方案，不像那份没有签的文件，法院传票不是邀请，不是聘书，不是任何一种他可以选择接不接的东西。
    他必须去，必须坐在证人席上，必须回答律师的问题。
    姜以夏是傍晚回来的，一进门就看见他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一个信封，神情和平时不太一样，不是担忧，是某种他自己也还没有整理清楚的东西。
    “怎么了？“她放下包，走过来。
    林煜把信封递给她：“你看一下。“
    姜以夏接过去，站着把里面的文件看完，然后把文件放回信封，坐到他旁边。
    “你要去吗？“她说。
    “要去。“
    语气很平，没有犹豫，这一点是清楚的，从他拆开那个信封开始就是清楚的。
    姜以夏把信封放到茶几上，看着他：“你会说什么？“
    林煜没有立刻回答。
    他想了很长时间。
    窗外的天色在慢慢暗下去，对面楼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把窗玻璃映得有些发亮，光影浮在上面，不清晰。
    “我不知道我会说什么。“他说。
    姜以夏听到这个答案，没有追问，也没有试图帮他找答案，只是看着他。
    她以前听过他说“我不知道“，说不知道规则视野的失真意味着什么，说不知道休息到什么时候，说不知道那套公交方案该怎么选——那些“不知道“都是他主动放下某件事的方式，是他选择不继续推的时候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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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次不一样。
    这次的“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他会被放到证人席上，律师会提问，法官会在场，那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说“你们自己判断“，没有办法把笔放回桌面，没有办法关掉电脑盖子，他必须开口，必须说点什么。
    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会说什么。
    这件事有一种奇怪的质地，和他这一年多来经历的那些事都不一样。
    他从协和出来，把那支笔放回桌面，把结论留给别人，把选择权交还给不该由他来替代的人——他以为那是他学会的东西，“不是我的，我不拿“，他以为他学会了。
    但法庭不在意他学会了什么。
    法庭传唤他，是因为这件事在技术层面上有他无法回避的关联，那个算法是他写的，那个专利上有他的名字，那个技术在被人用、在产生后果，而那个后果现在到了法庭上，要一个说法。
    这不是有人在向他索取什么，这是一件事情本来的走向——他做了一件事，那件事有了后果，后果来找他了。
    他坐在沙发上，感受了一下这个感受。
    它不像恐惧，不像委屈，更像是某种松动——不是那种悦快的松动，是一块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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