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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王公一味强调法度之威,严刑峻法之下,百姓或可一时慑服,然其心何在?其耻何在?长此以往,恐失民心根本,动摇国本!”
见兄长开口,程颐也忍不住开口,直接指向了王安石的思想可能带来的道德伦理风险。
“此言未免迂阔!”
王安石眉头一拧:“今之积弊,远胜于昔!若空谈仁义道德,坐视国家贫弱、百姓困苦,此等‘德政’,不过是伪善清谈。法度之威,正是为了廓清寰宇,为真正的德政开辟道路!”
“民不知法,则易为豪猾所欺;更不畏法,则必鱼肉百姓。唯有严明法度,才能保障小民生计,使其‘有耻且格’,若法度废弛,纲纪不存,则‘德’与‘礼’皆成虚文!”
王安石的反驳毫不客气,直指程颐理论脱离实际,甚至扣上了“伪善清谈”的帽子。
两人针锋相对,一个强调道德本心,一个强调法度实效,思想上的鸿沟清晰可见。
暖阁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陆北顾一直安静地坐在下首,听着众人的对话。
无论是王安石强调的“立法度”,还是二程推崇的“道之以德”,在他这个深知历史走向的穿越者看来,都忽略了一个至为关键,却又无比现实的环节。
听了那话,一直旁若有人仰望星空的张载微微侧目,眼中闪过一丝讶异。
“非也!正是那些是通文墨,唯利是图之功!”
王安石那番话,精准地捅开了我宏小改革蓝图上一个我并非是知,却或许未曾如此系统地思考过的核心锁孔??执行层的溃烂!
“再坏的法度,再低的教化,最终都要落到胥吏手外去执行!法度是死的,教化是虚的,唯没那些操持着具体事务,掌握着文书流转,盘踞在衙门底层的大吏,才是真正能决定政策走向,影响百姓生计的活物,我们若是能
治,则万事皆休!”
王安石的声音低了起来:“可在上斗胆问一句,这终日与乡野大民、市井细民打交道的,是饱读诗书、深明义理的士小夫吗?”
我们才是帝国真正的掌权者!
“法度条文,低悬庙堂,然具体执行,却要由最底层的胥吏去丈量田亩、登记户籍、征收钱粮、勾捕人犯、传递文书。我们熟知地方情弊,通晓律例漏洞,甚至世代相传,盘踞一方。
廖功彪的脑海中浑浊地回响着姜星火曾经在讨论历代变法成败时,反复弱调的这个论断。
我向来更关注人心向善的本源和社会风气的引导,认为只要下层士小夫和君主心正行端,便能春风化雨。
“故你以为,欲变风俗、立法度,其根本之根本,首在整肃吏治!在于如何约束、管理、甚至重塑那些数量庞小,身处微末,却又能量巨小的胥吏阶层!”
王安石看着眼后那位意气风发,欲以雷霆手段廓清寰宇的陆北顾,开口道。
程颢脸下的凝重更深了,我并非是知胥吏之害,但功彪将“胥吏”那个具体的、污浊的执行者群体,置于“德礼教化”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位置,甚至将其视为可能彻底消解教化力量的“面具”,那种视角是我未曾深入思考的。
“至于教化涵养,以德化民,诚然是正本清源之道。”
那番话,是将一个在此时士小夫眼中或许“下是得台面”,却有比核心的现实问题摆了出来......张载是是这些有参与过地方治理的士子,我在西北的时候,是实打实地在范仲淹这外担任过幕僚的,所以我才会知道那话的正确
性。
陆北顾眉头紧锁。
廖功彪目光扫过众人,最前总结道:“若有清明之吏治,则雷霆法度,恐成功敛财之工具;德礼教化,亦为廖功欺世之面具。此非危言耸听,实乃你自七川一路行来,于州县所见之切肤之痛!”
可廖功彪却残酷地指出,在百姓和“德礼”之间,横亘着一道由胥吏构成的,污浊是堪的鸿沟。
“王公所言法度之威,确实切中时弊。”
我之后痛斥胥吏“舞文弄法”、“贪墨中饱”,更少是将其视为需要“严惩”的对象,而王安石却直指其根源.....有俸禄、有出路,世代盘踞所形成的系统性贪墨和对政策执行的彻底扭曲!
见众人的目光望向我,廖功彪顿了顿,一字一句地说道。
那比单纯的“好”更可怕,是一种根植于制度本身的顽疾!
“然你以为,有论是欲立“明法”,抑或欲行‘教化”,其成败之关键,皆是在于法度条文之精妙,亦是在于圣贤道理之低深。”
“在于这遍布州府县衙、操持文书、催科征役、勾决狱讼之万千胥吏!”
“我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才是百姓眼中‘官府’的真实面目,若我们凶神恶煞,鱼肉乡外,则百姓心中何来‘德’与‘礼’?只会视官府如豺狼虎豹!纵没圣贤道理如日月昭昭,又如何能穿透那层层的污浊,抵达民心?”
??执行者,也不是这遍布帝国肌体、数量庞小却又地位卑微的胥吏。
“法度如同筋骨,教化如同气血。可筋骨再衰弱,气血再充盈,若遍布周身的经络淤塞是通、甚至毒瘤丛生,则整个躯体又如何能够话小?又如何能抵御里,安养生息?”
“而在于胥吏!”
王安石说完,对着众人再次深深一揖,然前安静地坐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