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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病了，说白了就是心病。
自觉的，自己处处不如儿子。
他觉得自己就是个废物，一手好牌在自己手里稀烂。
他开始怀疑自己，越是想得多，越是怀疑自己的能力。
积郁成疾，这家伙魔怔了。
周太后看在眼里，也只能是无奈的叹息。
心病还需心药医，病榻上的日子，对于崇祯而言，是一种身体被迫静止，而精神却愈发狂躁的煎熬。
汤药的气味弥漫在慈庆宫的寝殿内，取代了他一度执着追寻的、泥土与肥料混杂的“真实”气息。
他虚弱地靠在软枕上，脸色蜡黄，眼窝深陷，唯有那双眼睛，依旧燃烧着不灭的、混乱的火焰。
煤山下的那半亩粟米地，在他无法亲临监督的日子里，成了他全部心神的寄托。
他每日都要听太监事无巨细地汇报：苗出了几成？长了几寸？昨夜可有霜冻？今日是否锄草？
他的追问细致到近乎苛刻，仿佛那几株孱弱的青苗，关系着整个大明江山的国运，关系着他个人价值的最终审判。
‘它们定然是长得慢了，定是那些奴婢不用心！敷衍朕！’他听着太监战战兢兢地禀报“苗情尚好”，内心却充满了怀疑。
‘若是太祖在此，亲自侍弄，那粟米定然长得如同卫士般挺拔！朕，朕终究是差了一层，连这等小事，都需假手他人，都无法掌控完美。’
身体的无力感，加深了他内心的挫败。
那碗“珍珠翡翠白玉汤”所激发的、要通过身体力行来贴近太祖的狂热，在病痛的消磨下，渐渐变形。
一种新的、更深的焦虑，如同毒藤般缠绕上来——他不仅无法成为太祖，他甚至可能连这“象征性”的救赎都无法完成。
就在这焦灼之中，某日，太子朱和壁前来请安，并顺带提及，南方送来急报，皇帝朱兴明在福建沿海视察新建成的海军舰队及炮台，并果断处置了一起涉及海商与地方胥吏勾结、企图瞒报关税的大案，涉案者无论功名背景，皆依法严惩，一时东南震慑，海贸风气为之一清。
朱和壁的语气中，带着对父皇治国手段的钦佩与自豪。
然而，这话听在崇祯耳中，却如同针扎。
他沉默着，待太子离去后，胸腔中的那股郁气再也无法压制，猛地一阵剧烈咳嗽，吓得周太后连忙上前为他抚背。
“咳咳，果敢，真是果敢啊！”
崇祯喘着气，声音带着嘶哑和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雷厉风行，惩奸除恶，这才是帝王应有的气魄！”
他的目光投向窗外，似乎穿透了宫墙，看到了那个他既欣慰又隐隐嫉妒的儿子，在南方挥洒着帝王权威，做着那些他当年想做，却总是被各种势力掣肘、最终徒呼奈何的事情。
‘兴明，他像谁？他不像朕，他更像，成祖！’
这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划过崇祯混乱的脑海，瞬间照亮了另一条“出路”。
明成祖朱棣，那位以藩王之身起兵“靖难”，最终夺取侄儿江山，并五征漠北、派遣郑和下西洋、编纂《永乐大典》，缔造了永乐盛世的雄主。
他的果决、他的魄力、他的开拓精神，与太祖朱元璋的坚韧创业，共同构成了大明帝国最富进取心的传奇篇章。
‘对啊！太祖起于微末，艰辛创业，其路不可复刻。但成祖雄才大略，励精图治，开疆拓土，威震四海！朕虽无法效仿太祖亲尝馊饭之苦，难道就不能学习成祖的果敢与魄力吗？’
一种新的执念，迅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仿佛找到了摆脱当前这种“种地不成反类犬”的尴尬处境，并能够与优秀儿子进行某种“隔空较量”的新方向。
他的病，似乎在这新目标的刺激下，都好了一大半。不等身体完全康复，他便挣扎着要起身。
“陛下，您这是要做什么？”周太后担忧地按住他。
“朕要去武库！要去京营！”崇祯的眼中重新燃起那种令人不安的光彩，“种地，种地不过是知晓民生根本，固然重要。但为君者，岂能只知耕读，而无武备？成祖皇帝当年，若不是凭借赫赫武功，如何能安定天下，令万国来朝？朕要去看看大明的军械，去看看京营的操练！”
周太后愣住了，她看着丈夫那迅速从种地的狂热转向尚武的亢奋，心中那股不祥的预感愈发强烈。
这哪里是真的要关心武备？这分明是又钻入了另一个牛角尖，试图在另一个领域，寻找那虚无缥缈的、能与列祖列宗和儿子比肩的认同感。
“陛下，您龙体未愈，武库阴寒，京营喧闹，实在不宜前往啊，”她试图劝阻。
“区区小病，何足挂齿！”崇祯一挥手，带着一种夸张的豪气，
“成祖皇帝五次亲征漠北，餐风露宿，何等艰辛？朕难道连去看看的勇气都没有吗？”
他执意如此，无人能拦。
崇祯皇帝不仰慕太祖朱元璋了，转而开始对成祖朱棣感兴趣了。
于是，刚刚能下床走动的崇祯，又将他的“工作重心”从煤山脚下的田地，转移到了皇城内的武库和京营的校场。
他穿着厚重的裘皮，在太监的搀扶下，走进存放兵甲器械的库房。
他抚摸着冰冷沉重的铠甲，试图举起锈迹斑斑的战刀，对着墙上悬挂的舆图，指点着九边重镇和海外藩国，口中喃喃着“用兵之道”、“雷霆之势”。
他又强撑着来到京营校场，坐在特设的帷帐中，观看官兵操练。
当看到士兵们随着号令，整齐划一地演练阵型，火器营发出隆隆的炮声时，他苍白的脸上会泛起红晕，眼神迷离，仿佛看到了自己正挥斥方遒，指挥着千军万马。
‘对！就是这样！君王当有吞并八荒之志！当有犁庭扫穴之勇！朕当年，当年若能有成祖半分果决，早些启用孙传庭，狠心处置那些党争不断的朝臣，对关外的战事更坚决一些，何至于，何至于让建虏坐大，让流寇成势？’
‘兴明在南方处置贪官，固然是果敢。但朕若能重振军威，甚至，甚至御驾亲征，扫平北疆残余的隐患，那岂不是，岂不是更胜一筹？’
他的幻想越来越脱离实际，完全忽略了自己年老体衰的现实，忽略了大明在朱兴明治理下，边防策略早已转向以精兵、火器与外交手段结合为主的现实，更忽略了国库是否能支撑一场大规模、且未必必要的战争。
他开始召见一些留京的、以勇武著称但未必知兵的勋贵武将，与他们讨论兵法，甚至提出一些异想天开的“北伐方略”。
那些武将们面面相觑，不敢反驳，只能唯唯诺诺，更助长了他的虚妄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