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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问：「《计划体制》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一时间，所有人都在讨论这本书？」
经济部长道：「一本杰出的巨作，毫无疑问。」
「是吗？这本杰出的巨作为什么让日本人破产？我从未见过这种巨作？」
科尔感到这世界魔怔了。无论余切搞得烂还是搞得好，通通都有人舔他的臭脚。他像曾经的略萨那样陷入到了迷茫当中。
这也许是魅力型领袖的天然缺陷。他们依赖威望和服从来发号施令。
当他们的魅力不如别人时，就感到事事不顺，慌张失措。
经济部长从二战后的经济格局开始解释：「在关贸总协定（初代的WT0）诞生后，国际巨型企业逐渐成为各国进行竞争的主力，而我们的政府替这些企业保驾护航，因为他们替我们赚得贸易顺差，承担了事实上的科研开发支出，为整个社会提供就业，还间接影响数十万家族企业————」
「这不好吗？」科尔抬起他那硕大的脑袋，他显得有些无助。
「是很好，但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谁在做主？」经济部长说，「在全球化的几十年后，现在有一种趋势，我们政府沦落为了跨国企业的服务部门，成了他们的外置触手，跨国企业反客为主，绑架了整个国家和民族屈从于他们。」
讲到这里，经济部长还十分兴奋。「我们过去只觉得古怪，但不知道原因，现在终于发现倒反天罡了。我们为什么追捧《计划体制》？因为我们政府要把我们的权力夺回来。」
「这和日本有什么关系？」科尔问。「我用过日本货，日本货是很好的！」
「先生！」朔伊布勒忍不住回答了这个问题。「我是汉堡大学的经济系高材生，我想我有资格回答。」
「你讲————」
朔伊布勒娓娓道来。「在整个八十年代后期，推动日本地价上涨的主力是日本大型财团。他们拿走日本平民的钱，用于炒房囤地，跑到海外大肆挥霍，这段时间日本资产上升的速度远远快于工资上升幅度。」
「所以————」
科尔似乎明白了些什么。
所以如何呢？
朔伊布勒说：「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大资本变得更为富裕了，而市民相对贫穷了，市民的工资上涨是一种货币幻觉————国家的财富其实已被少数人夺走。这时，政府越是保护那些大型资本，就越是成为压榨本国国民的帮凶。我们发现明明经济得到增长，但国民反而不投票给我们，因为他们确实是没有得到好处。」
「那又怎样呢？难道日本的有钱人，就不是日本人了？肉烂在锅里面————总会流通到社会里。」
「但今天的资本家不是日本人。」朔伊布勒忽然说。
「那是美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朔伊布勒又道。
这些话像雷一样，隆声阵阵，蕴含著二战以来西方各国经济的终极奥秘，也命中了这一辉煌经济成就的究极死结。
那就是，这些成果究竟为谁所有？
保护个人财产是应当的，如果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归于某几个人，这是应当的吗？
匈牙利人科尔奈曾经为苏式经济的崩盘感到惋惜：在他看来，自由经济也有诸多弊病，但苏联输了，结果就是他们的成就一文不值，他们的发展方式成了笑柄。
「人们总把经济上的成就，上升到两种制度，甚至两种文明之间的优劣，但我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某一时间的某一方面。」
这是科尔奈的原话，也是科尔奈后半生研究的方向。在红旗落地，东欧国家纷纷变色的当下，他仍然孜孜不倦的为苏系国家开药方一一因为他觉得，这里面有太多未能探索的可能，可人们就这样放弃了。
回到《计划体制》，回到这条长圆桌上。
众人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寂静当中。就连科尔也明白了什么，但他还是追问道，「这些人是什么人？」
「他们是自然人，住在这个地球上的人。他们可以是任何国家的人，但不是任何一国的人，因为他们是世界性的资本家，相较于经济上的发展，我们在政治上的国籍划分已经过时了。」
为了说明这个理论，朔伊布勒谈到了和余切有冲突的「索尼」公司。
索尼在全日本雇佣了超过五万名员工，使日本产品盛行于世，看起来他完美得像梦一般。但这背后的事实是，索尼每年的利润只有极少数发给员工，大多数用于股利分红和海外资产购买一其中，大型财团拿走了绝大部分，外国投资者拿走一部分，高管团队拿走一部分。
创始人盛田昭夫被誉为「日本四大经营之神之一」，当他被余切羞辱得脑中风后，他就像回到家乡那样回到了美国夏威夷隐居。因为他没有家乡，从经济上讲，他不是任何人的同胞，他今天在纽约，明天在东京，后天去香港，他可以说不是日本人。
科尔听罢，惊得呆坐在椅子上。
他终于明白《计划体制》为何影响力巨大！
西德对东德掠夺式兼并找到了答案，因为控制政府的那些跨国巨头，他们只为自己的市值负责，而不对任何政府和民族负责，从根本上讲，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德意志」的一份子，他们自然不会对东德人有任何的同胞情谊。
政府一厢情愿的让他们来办这件事情，结果一地鸡毛；而东德人还活在上一个民族国家的版本里面，他们自以为从这个国营厂跳到了另一个厂，这种天真的幻想，使得西德资本加倍的剥削他们。
「我看《窃听风暴》的时候，就感到很疑惑，维斯勒特工来了西德后处处碰壁，他像个原始人一样只能做底层的活计————当这本《计划体制》写出来后，我彻底明白了。」朔伊布勒说。「我们用企业兼并的方式，完成一个民族国家的兼并，结果就是其中一方被耍得团团转。」
「但东德人不像维斯勒那样，自认为自己有原罪。他们醒悟过来后，就变成复仇的子弹，因为他们真有枪。」
科尔感到天旋地转，他的敌人忽然就从东德的刁民变成了资本家联盟。
和这些人相比，跪在柏林的布兰登堡胜利女神像面前，似乎还更容易一些。
半晌后，科尔久违的提起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下跪，能不能挽回这一届政府的信任度？
《计划体制》发布后的一个月，科尔奈成为各国政府的座上宾。科尔奈不善演讲，他的话经常让人昏昏欲睡，结果他回哈佛做演讲时，整个学院的人都来了，底下的学生疯了一样的为他鼓掌。
科尔奈算是感受到了大文豪的流量，他直接起飞了。
五月中旬，科尔奈回到德国柏林，他和余切共同得到了日本学士院的外籍院士邀请。
而余切正在看德甲足球队柏林赫塔的比赛。
「该死！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这只球队真受欢迎！」
从密密麻麻的球迷群体里穿过，在前排看台找到余切时，科尔奈已经被烘得满头大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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