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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言黄河水势湍悍难制,非多为之委,以杀其流,未可以力胜也。」
「宋文宪主张,将河水浚入旧淮河,使其水南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以杀其力。」
「此后便成了我国家治河的第一等方略,谓之分流说。」
所谓分流说。
简而言之,黄河水势拧成一股实在太猛了,怎麽挡都挡不住,只能多挖几条支渠,将河道分流,以削弱水势。
宋濂也提出了具体的方案,就是将黄河水部分引入旧淮河,部分引入新济河,各分一半,则河之患可平矣。
申时行在一旁插嘴道:「所以是宋文宪身陷胡惟庸案,牵连了此议,直到刘大夏手中才发扬光大?」
不光是皇帝,他申时行也一度误以为分流说乃是刘大夏首倡。
世人皆以为如此,那只能是工部有意不提宋濂的缘故一政治人物被打倒了,其国策很难不受牵连,潘季驯再度摇了摇头:「不必等到刘时雍,早在景泰四年十月,武功伯便以分流说,开凿广济渠,引黄河水北流注入卫河。」
「只不过————只不过此议乃是景皇帝首肯,所以工部对此事一般避而不谈。」
跟宋濂差不多的原因,只不过这位要更敏感一些。
历史太近,骂几句徐有贞软豆乾就罢了,却还不到评价代宗皇帝的时候一尤其是相对正面的功绩。
众人吹着咸咸的海风,踩着湿湿的砂砾,一路闲聊。
朱翊钧和申时行不约而同地点了点,恍然大悟:「这麽说朕就明白了。」
「当年,刘大夏是在徐有贞开挖分水河分流黄河水势的基础上,更进一步,采取了黄河南岸分流丶北岸修筑大堤的治河方略。」
「将分流之说,全面应用于黄河的治理。」
相比于被隐去的两例,刘大夏的举措被世人大书特书,皇帝和申时行自然再熟悉不过。
弘治二年,黄河在河南境内大决,冲入张秋漕河,影响了运河,给朝廷急得通宵开会。
刘大夏与白昂便建言,既然黄河北流严重影响漕运,而南流却只淹死一点百姓,那就乾脆对北面严防死守,修筑大坝,而南面就主动炸开河道,分水南下。
孝宗皇帝虽然以仁德着称,但在现实问题前还是很现实的,当即批示。
不管南流北流,不扰运河便是第一流!
随即刘大夏便在中牟决河出荥泽阳桥以达淮丶决宿州古汴河以入泗丶疏月河十馀以泄水丶决口西南而开越河,最终使黄河这一段支流入汴,汴入睢,睢入泗,泗入淮,以达海。
对此,申时行也从士人的角度补充道:「刘时雍回朝后,孝庙亲自在午门外相迎,盛赞刘时雍临事有为,制水弭患,保漕安民,忘身徇国。」
「国史有载,刘大夏分流后,黄河安宁数十载。」
「其功莫大焉,百姓和河臣岂能不感念?」
分流思想在治黄实践中能够延续,在于它能够保持漕运得以进行,保证大明王朝国家机器持续运转。
相比于潘季驯的合流说,人家分流说是有实打实的功勋的。
这样看来,也不怪人家朱衡跟傅希挚唱反调嘛!
这才是祖宗成法。
潘季驯闻言,皮笑肉不笑,在寒风中单独露出了右脸的后槽牙:「那是申阁老只知其然。」
「嘉靖六年,总河左都御史胡世宁便上奏世宗,称黄河分流以来,南分二道丶东南一道丶东分五道,齐入漕河,而会淮。」
「今诸道皆塞,散漫横流,惟沛县一道通畅!」
「申阁老,你道是为何?」
这话显然不需要申时行作答。
在潘季驯看来,刘大夏治理之后的黄河,其决溢泛滥问题,分明更加严重!
由于河道的输沙能力与流速有关(与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多开支流虽能分水势,但当黄河涨水处于冲刷阶段时,反而使泥沙滞留,河道淤塞。
正因如此,到了嘉靖六年的时候,黄河分出去的支流全部淤积堵塞,只剩下一道主流,还要过一遍徐州三洪的天堑。
没人想想为什麽?
这果真是利国利民的工程?
潘季驯对内阁大学士没有基本的尊重,语气很差,申时行虽然养气功夫好,却也不想再接话。
片刻后,潘季驯许是后知后觉,主动放缓了语气,转头朝皇帝谏言:「陛下,当初臣在《恭诵纶音疏》中曾斗胆为世宗剖析河势。」
「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河饱则水溢!」
「陛下,黄河泥沙俱下,若不合势一股,藉助湍急水势,如何将无尽的泥沙冲入海中?」
「臣接手治理黄河乃是嘉靖四十四年,彼时亲眼所见。」
「南岸敝坏已极,河尽北徙,决沛之飞云桥,横截逆流,东行逾漕,入昭阳湖,泛滥而东,平